而明清时期的运河除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政治、军事目的外，运河通航发展起来的漕运事业则带动了沿途城市商业的发展。高邮作为运河沿岸的一座城市，其城市内外的工商业发展与运河关系密切。

在明清以前，运河开挖的主要目的是保证都城供给的漕运之用，其经济交流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是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南北大运河成为联系全国经济的交通大动脉，更在运河沿岸形成一批工商业城市。明清时期的高邮城更是在城内外沿运河形成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由于中国古代对城池的管理较为严格，而民间的商业活动却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城外南北大街成为当时往来于运河上的商旅在高邮从事商业贸易的重要场所。

嘉庆《高邮州志》中关于高邮的商业运输就有这样的描述：“帆樯南北，日夜灌输于京师者居天下之七八”，沿运两岸有大小集市十余个，经济发展“颇极一时之盛”，由此可知当时高邮城旁运河上各式商船的往来频繁，占据了天下大部分的贸易往来。而细究之下不难发现，政府所需漕运能占到如此大的份额吗？所以当时在高邮段运河上运输货物的更多的是民船和商船，这些民间运输船队无法在扬州、淮安一类大型的码头停泊售卖货物，而类似于高邮这样的城市就成了商人进行贸易的绝佳场所。高邮城外至今仍保留着明清时期商人往来在高邮设立会馆的建筑，可见当时高邮城商人所带动商业经济的繁荣。可以说高邮城能够在明清时期得到巨大发展，除了政治和交通条件外，民间商贸也是促进高邮城工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文献综述

此外，明清之际运河上来往的外国友人更是为高邮当时经济繁荣留下了见证。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里有这样的描写。马可波罗曾取道大运河南下，到过扬州、宝应、高邮、泰州诸城。其《行记》中记载：“走了一天路程，当夜幕降临时，来到一个，名宝应州的大城镇，居民信奉佛教他们靠工商业维持生活，丝产量很高，并且织成金线织物，生活必需品极丰富。和宝应相距一天时间的路程，往东南方去，就是建筑很好，范围很广的高邮所在地，这里工商发达，盛产鱼类，可猎取的飞禽走兽也很丰富，特别是雉鸡出产极多。”[[[]（意）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行纪[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200。]]在西方人马可·波罗眼里，豪华的建筑、广大的面积、繁荣的工商业、丰富的鱼类及飞禽走兽，高邮是那样的富庶繁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荷兰使者尼霍夫沿着运河巷道乘船驶上北京，途经高邮时从水面对着高邮城画了一幅写生画。在旅行日记上他写道：“5月26日，我们驶经高邮州。该城人口众多，几处郊区也人烟稠密，商业繁荣，景色优美。我们极目远眺，只见到处房舍叠栉邻比，连成一片，就犹如整片土地上只有一个大镇。”[[[]（德）尼霍夫。 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71。]]至今，高邮城南的饮马塘、运粮巷、盐河口仍留有当年繁华的痕迹。

（二）明清运河促使高邮政治地位的提升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政府主持的漕运日益重要，运河沿岸城市的政治地位也随之迅速提升。高邮作为运河沿线的城市之一，其行政等级的变化也与运河有着密切关系。

高邮城在明清时期能够提升行政等级、受到统治者重视与运河关系密切。“明洪武初，废高邮府升县为州，领兴化宝应二县。”[2]70高邮城在古代政治体制中的行政等级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探究其原因可以发现，高邮行政等级的提升与运河有着密切关系。运河漕运是明政府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通道，“国家数百万漕船皆资一线之运河”[2]116。因而运河的通航与否成为影响政府漕运兴衰的重要因素。而宋以后运河河道的淤塞使得漕运在明清时期受到很大限制，于是统治者对运河开始治理。而高邮作为运河沿线的一个特殊地段，“高邮受全河灌注，而地又最洼，运河绕城而行，运河不治，则高邮先重灾”[2]118，因而古代统治者维持运河漕运通畅的首要条件是保证高邮段运河的正常通航，高邮在古代行政体制中的地位自然有所提升。明“永乐初，平江伯陈碹董漕运事，于高邮平津埝以东挖越河四十里避风涛之险”[2]115，政府对高邮地区运河的疏浚一直重视，“神宗四年，漕臣吴桂芳改挑康济越河，嗣因总河潘季驯大治南河河道”[2]116。乃至到了清朝，运河漕运逐渐衰落情况下，政府对高邮段运河的治理仍然在持续，“康熙十七年，总河靳辅改筑永安新河”[2]129。对运河河道疏浚的重视，使得统治者对运河沿线一些关键节点城市开始重视，因而高邮城市能够在明清时期行政等级得到提升、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运河关系密切。来~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QQ752018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