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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东汉魏晋时期的气候变化对游牧民族的影响是最明显的，由于自身游动的生产生活方式，生产资料种类较少，经济结构相对比较单一，北方的游牧民族这种经济脆弱和不稳定的性质，使其对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的变化处于被动的境界。一旦气候变化，天灾袭击，草死水枯，大量的牲畜死亡，瘟疫蔓延，民不聊生，他们的经济就濒临崩溃，可见游牧民族对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条件有着天然的很高的依存性。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气候状况并不是一直像现在这样，而是有一个历史时期的起伏波动。 从东汉末起，我国天气有逐渐变冷的趋势。到三国时期，气温降低已很明显。如曹操在铜雀台（今河北邯郸临漳县）种橘，只开花而不结果，说明当时温度下降，已影响植物生长。《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记载， 公元225年魏文帝曹丕率十万大军至今扬州附近的广陵准备南伐，因是岁大寒，淮河忽然冻结，战船不能进入长江而终止啦，也说明当时气候的严寒。而在南北朝时期南朝曾在南京覆舟山建有冰房一事更说明了那时南方冬季气温已十分寒冷。气温的下降，必然会影响植被分布状况的改变，导致西北地区草原面积的减少，这就无形中缩小了游牧民族活动迁徙的范围。对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这无疑是有着严重影响的。面对此种情况，向农业区迁移是他们不得已而作出的生存的选择。在气候变化中气温的波动往往对游牧民族迁移格局产生很大的影响，使寒冷期中高纬度地区游牧民族形成周期性的向南推进大势。对比中国气候变迁和几次大的移民可知：东汉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南迁正对应着公元前1000年至500年得寒冷时期；南宋时期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公元1100年至1200年左右的寒冷期；元末明初的人口迁移对应着1400年到1900年寒冷期。每一次游牧民族迁到中原王朝，往往带到着黄河流域人口迁至更南方。可见气候变迁导致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和北方草原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游牧民族无法继续在草原继续生活下去，就被迫要向别处迁移。江统在《戎论》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情况：“（匈奴部众）于汉宣之世，冻残破，国内五裂后和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所以说，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对北方少数民族核心区的东移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
（三）中原王朝文护统治政策的变化
在历史时期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是变化不定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同样也是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而决定的。历代中原王朝以汉族为主体，但并不都是汉族建立的。无论是谁入主中原，由于历史上的中国地域广大，地形复杂，族群众多，出于各种原因（主要是经济原因），中原王朝周边的民族总是不断呈现出内倾化的趋向。为了抵御这些民族的威胁，保护中原王朝能够控制的地域，稳定其统治秩序，统治者必须竭力思考各种办法和对策。因而，如何处理与这些周边民族的关系就成了历史上许多王朝面临的棘手问题，但又是不得不必须面对的事实。自秦汉时期开始，华夏族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民族———汉族。先秦时代的少数民族有的融合进了汉族，有的还继续保持独立状态。与此同时，在汉族的周边又不断出现新的少数民族。历代统治者尽管都声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很多时期并没有把这些少数民族都统一到帝国的疆域里来，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综合分析历代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方法，大体可分为这样几种类型：首先是有能力的中原王朝设立行政机构对周边民族进行直接统治，并将少数民族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国家各级管理机构中来。秦汉中央政府中设有“典客”，汉景帝时改为“大行令”，武帝改为“大鸿胪”，是专门管理周边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也有间接统治或藩属。《汉书•匈奴传》说：“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羁縻与和亲即属于上述类型之一。其次是在实力较弱的情况下实行的是和亲政策，和亲就是以公主、宗室女，有时也以平民女子冒充而出嫁给少数民族首领为妻的一种政治联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达到文持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有学者统计，从西汉到清代，和亲至少有150余次，因此和亲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经常性方法之一，如既有在中原王朝强大时以中原王朝为主体的和亲例如唐朝时期的文成公主入藏，也有在中原王朝衰落时被动的和亲如西汉初期的和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