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中,不同主体的表述和目的指向差异使得一个完整的社会记忆呈现出了层次性,国家记忆指向的是政治认同,地方记忆指向社会整合,基层民众记忆指向的是群体认同,而这种层次最终叠合在一起使社会记忆呈现出完整的面貌[5]。

记忆的结果就是认同的形成。传统社会的变迁、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出现断裂的文化、传统、记忆等等，带来了认同危机。因此，区域的地方文化认同需要确定新的意义系统，需要通过在一定策略下展开构建,需要通过一种构建地方记忆的方式以实现认同的生成。 

（二）从媒介记忆到记忆的媒介化论文网

20世纪末，传播与记忆研究的联系才得到重视。之前记忆研究领域集体记忆与媒介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一般意义上，各学科的记忆研究均以媒介为研究资料，使得媒介这一物理实体介质在记忆研究中居于基础性位置。计算机为记忆的数字化存储、互联网带来数字记忆/遗忘的考量。

“媒介记忆”作为媒介研究和记忆研究的一个交叉领域，“媒介记忆的内在运作机制与个人记忆的内在运作机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6]“媒介记忆”试图探讨在媒介运作中应该如何通过一个记忆角色来完成与社会其他领域的互动过程，而媒介记忆正是建立在个人记忆基础上的一种集体记忆，是个人记忆的升华和集体记忆的固化[7]。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时空观和权力关系对记忆的概念进行重新诠释，“形塑互联网时代的集体记忆”[8],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记忆媒体，正在改变人类的记忆模式 [9] 。

媒介与社会研究的一般理论认为，媒介以特有的方式呈现信息、建构社会关系，以及通过传播活动提升关注度的能力。

晚近以来，愈演愈烈的文化和社会的媒介化背景，使得将媒介化理论扎根于一般社会理论成为一种必要。媒介化理论认为，媒介对于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在于不同社会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变化，这样媒介自身就获得了一种社会制度的地位。“媒介逻辑”是一种描述整个制度或相对狭小的文化和社会领域的特定运作机制的方式。媒介化预示着在文化与社会逐渐依赖于媒介以及媒介逻辑，而媒介则融入了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不同层面[10]。

作为一种中层理论，媒介化理论立足于如英尼斯和麦克卢汉( 1964) 等宏观的媒介理论路数，即提出了宏大层面的、不同媒介对于人类文明或社会新纪元的影响。而“制度逻辑”有助于中观层次的文化与社会分析，即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实践的普遍形式，同时制度化路数坚持了概括的实证主义基础和理论构建，从而使得这一路数保持了对于从宏观层面断言媒介对于文化和社会具有独立于语境的普遍性影响的怀疑态度。[11]

媒介化研究关注哪些特定的社会行动场域因为媒介展开或关闭，这种传播研究“媒介化转向”应从 “作为媒介的技术”转向 “作为实践的传播”，从而考察特定的媒介与传播实践将对社会组织产生何种影响[12]。互联网情境数字媒介“打开”了记忆的社会行动场域，可串联社会不同场域间互动的关系。

作为实践的传播，互联网媒介与进入社会行动场域的记忆如国家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等发生互动。同时，媒介的内容与人的认知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的因果关系。媒介的文本实践如媒介再现的符号系统和论述是建构或维系社会意识、个人或集体的文化认同或社会认同的主要枢纽。譬如，特定情境的记忆—网络社区的地方记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