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外经济的发展以及BYOD的逐步推广使用，教育领域也逐渐开始应用BYOD模式。国外对于此模式的探索较多，而国内也在尝试将此模式运用到教学当中。

1 国外相关研究与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持有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根据我国独立第三方数据服务提供商Talking Data发布的《2014移动互联网数据报告》，我国移动智能终端用户数量在2014年已经达到10。6亿台。其中，学生已逐渐成为移动互联网的重要力量。2015年，媒体推广公司re:fuel最新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院校探索》指出，大学生每天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超过 3。5 小时；《信息周刊》报道说学生人均有2。7件数字设备。89238

近十几年，美国长春藤盟校要求学生须自备电脑。例如在哈佛大学，学生都自备了笔记本电脑。美国某大学新录取通知单上更是赫然写着: 本科生入学注册时须自备计算机或另付钱租借。

2010年以来，美国的中小学开始提倡和鼓励学校师生“自带设备”，以便更加有效地利用教学资源来进行学习活动。近年来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伦敦大学、密苏里科技大学、伊利诺斯州理工学院、斯克兰顿大学等开展了BYOD的教学应用活动，充分利用师生拥有的自带设备开展教学。《2014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指出，数字教育中心和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的一项调查发现，2014年美国学校BYOD的使用率比前一年同期增长30%以上;至2014年，已有56%的学区正在实施BYOD方案。论文网

各国政府为实施BYOD，纷纷制定各项政策并给予经费支持。美国联邦政府实施E-Rate项目，为学校的混合学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网络基础设施安装、维护、网络服务方面，学校可以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关键设施项目可以获得额外补偿，包括无线接入点、布网、交换机和路由器、维护及相关安装宽带接入服务。[3]加拿大教育部门认为21世纪教学是4C标准，即Collaboration(协作)、Creativity(创作力)、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Communication(沟通)。科技是实现21世纪教学的重要手段，它可以提供随时随地的学习，支持教师改革和自身能力的提升，通过个人设备和网络资源的使用，让学习机会更均等，通过社会媒体进行查询和沟通，培养社会责任感和数字素养，加强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加拿大教育部门同时出台文件明确自带设备使用中的职责和行为规范，并明确规定了各个年级自带设备与各个领域整合的情况。[4]澳大利亚实施BYOD是陆克文政府推行的“数字教育”中衍生出来的政策，其他国家也开始纷纷仿效，开展BYOD实验。英国布拉德福德网络研究(Bradford Network Study)显示85%参与调查的教育机构允许全体教员和学生在校园中使用个人设备，52%的机构已将个人设备用于课堂学习。另外一项调查CoSN（a Consortium for School Networking）也显示，BYOD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了，将近81%的地区开始以讨论、试点、实验、拓展研究等多种形式实施BYOD项目。[5]

2 国内相关研究与发展现状

我国诸多信息技术教育专家也在呼吁我国尽快实施BYOD。例如，王竹立、黎加厚教授等学者均认为，最终改变课堂的技术或许是智能手机[6]，BYOD将成为学校课堂教学以及校园应用的新常态。

我国有部分中小学也已经应用BYOD开展教学活动。2006年,山东省淄博市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小学语文读写教学实践”项目开始将自带设备运用到学习中,现已拓展到中小学各个学段和所有学科, 淄博一中、淄博五中等高中学校从2014年启动高一年级学生人手一台平板电脑的数字化教学，到2015年普及到新高一年级。最初淄博市有9所学校12个班级参与了自带设备进课堂实验，至2015年年底已有70所学校、500多个班级的2。6万学生参与进来。[7]上海嘉定区实验小学2012年率先在上海开展BYOD数字化学习研究，截止到2015年底学校36个班级1804名学生中，18个班级851名学生BYOD。2015年年初，上海闸北区第八中学全校进行了将自带设备运用到教学中的实验。在全校实验之前，八中的自带ipad设备的试点班经过一个学期的实验，英语成绩由年级倒数第二越至年级第一。[8]除此外，北京十一学校、深圳市南方科技大学实验学校、杭州采荷第三小学等学校也都在开展BY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