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是研究宋明理学，甚至是研究中国思想史无法避开的两座高峰，但是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检索发现，关于这一论题的专门研究并不特别地突出。有关的研究，大都包含在哲学史、思想史（含理学史）、学术史、文化史等通论著作当中。在这里，我以这类著作为主，辅之专著和论文，对有关这一论题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90431

中国最早的一批哲学著作有些根本未涉及宋明理学部分，如胡适1919年初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后再版时改名《中国古代哲学史》）及其后来撰写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中古思想小史》等。哲学著作中涉及宋明理学部分的有如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初版，（台湾）中华书局1976年再版，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谢无量文集》第二卷），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初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东方出版社2008年再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中华书局196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三联书店2009年、重庆出版社2009年再版）等。论文网

新中国成立前后，历史研究越来越多地掺杂了政治因素，虽然有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五卷六册本《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9-1962年），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58年初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再版）、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初版，2003年再版）等为代表的通史，但在这一时期宋明理学在政治上是被基本否定的，因此没有相关的专著出现。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此一时期相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既有思想与哲学的通史性著作，也有关于宋明理学的专论性著作。其中如钱穆、牟宗三、唐君毅等一批学者，在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方面造诣极深，对大陆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降的相关研究有直接影响，并起着参照系的作用。

“人祸”结束后，学术气氛日益活跃。从八十年代起至今，踊跃出了大量哲学史著作。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两卷本《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7年）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研究宋明理学的专著，也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备、系统、完整的宋明理学史研究著作。此部著作在涉及朱熹学说与阳明学说的关系时指出：阳明学说承袭自元代以后的朱陆合流趋势，以陆九渊学说为核心，兼容并蓄。赵吉惠同意这种解释，他在《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里指出，阳明学说是元代调和朱陆的结果，阳明心学在把理学发展到极致的同时，也推动宋明理学的走向瓦解。北京大学陈来教授的《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以20多位理学家为中心，叙述、分析、论证了宋明理学从产生到发展和演变的轨迹，揭示了宋明理学的内在脉络和思想特点。当然也涉及朱熹与王阳明思想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的《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是新时期较为详实的阳明心学的专题著作。书中指出，朱熹、陆九渊之学演进到明朝初年，已经是利弊兼具，理学各门派依违在两者之间，无法取得思想的实质性的突破；王学正是在深入分析了两者的弊端后形成的具有突破性的思想学说。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认为，虽然朱子弟子大都摭拾遗说，没有大的突破发展，但陈淳在维护师说的同时，对朱熹的心体说做了很多延伸，提出道“原于心”而不离日用的观点；真德秀发展了朱熹学说中有关仁与心的思想，向心学的转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魏了翁与真德秀相近，心学思想也较突出。论文方面，讨论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分合变化的有唐宇元的《元代的朱陆合流与元代的理学》（《文史哲》1982年第3期）、《论许衡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浙江学刊》1982年第7期）、《朱学在明代的流变与王学的缘起》（《哲学研究》1986年第9期）认为，王学并不是简单地衔接陆学，而是通过对朱学、陆学的取舍和熔铸形成的；朱熹学说在理与气、知与行、理与心等问题的判读中存在着内在的思想矛盾，而这些思想矛盾是朱熹学说被后来理学分化的缘由。而王阳明学说的出现，实际上就是朱熹学说的分疏，它解决了明代中期吴康斋与陈白沙都没有能够解决的朱熹学说里面所内含的张力。蒙培元的另一篇《论朱熹理学向王阳明心学的演变》（《哲学研究》1983第6期）也认为，朱学中充满了矛盾，既有唯物主义因素，又有唯心主义因素；在朱学中，心学思想很突出；王学实际上朱学长期演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