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于文化旅游的研究起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罗伯特·麦金托什和夏希肯特·格波特在《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中指出“文化实质上涵盖了旅游的各个方面，通过文化旅游，人们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和思想”[4]。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旅游迅速发展，并取得相关理论成果。宗教文化旅游方面，主要研究了宗教旅游者、宗教与旅游的关系、宗教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等，研究方法主要有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据统计法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定量研究为主，涉及内容广泛。弗莱舍以以色列圣城的宗教旅游者为例，通过18 000多个样本对朝圣旅游者和非朝圣旅游者的旅游行为进行了对比研究；人类学家特恩布尔认为，朝圣者寻求的是一种对宗教或精神遗产的归属感，而旅游者只是为了寻求愉悦；布雷在对尼泊尔的宗教旅游研究后认为，旅游的发展给当地社会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给接待地的宗教文化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压力[5]。对文化旅游资源的研究分布较广，不同类型的文化旅游资源都有涉及，包括遗产旅游资源、体验旅游资源、影视旅游资源等。92075

国内对于文化旅游的研究与国外相比起步较晚。通过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近年来研究国内宗教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文献数量较多，但大部分只是初步探究，重复率高，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少有定量研究。黄爱琴以武当山为例，针对开发不充分，道教氛围不浓，保护不到位等问题，提出了对武当山道教文化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的对策[6]；雷晓鹏对于四川丰富的道教文化资源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给出实施整体营销、错位发展,展示与体验相互结合、文化与产业同步发展的总体构想，然后从道教旅游、道教医药、道教餐饮和养生休闲、道教文化艺术等产业角度提出深度开发策略[7]；熊伯坚等人针对江西龙虎山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龙虎山旅游开发应突出道教文化优势,并提出了对其进行深度开发的对策思路[8]。

综上所述，由于发展的时间历程不一，国情不一，导致国内外对文化旅游研究程度不同，尤其是宗教文化旅游，国外研究内容丰富且深入，而国内的研究成果大多比较零散，研究方向单一，缺乏整体的系统的研究，与国外相比较落后。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文化旅游的发展对于建设文化强国意义重大，因此，对于今后文化旅游的发展及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国内应该进一步深入和细化，不再偏重于定性研究，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而应多学科、多角度对文化旅游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