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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相关理论基础后，国内学者开始利用生物经济模型，对我国近海渔业资源进行生物经济学分析。首先，利用静态生物经济学模型对我国近海渔业资源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研究，如叶昌臣和朱德山［19］利用Gordon-Schaefer 以及Fox 生物经济模型，研究了黄渤海蓝点鲅渔业在不同管理目标下的最大经济效益、最适能源消耗和最适经济产量，并讨论了相应的渔业管理措施；邓景耀等［20］结合经济学参数，利用Ricker模型研究了渤海秋汛对虾渔业中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赵晓宏和李大海［21］、陈静娜［22］利用 Gorden-Schaefer 静态生物经济模型，探讨了各种渔业补贴对于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利用水平的影响；黄良敏等［23］应用基于Schaefer和Fox 剩余产量模型的生物经济模型以及 Gulland 最适产量模型，分别估算了厦门同安湾及西海域的最大持续产量(MSY) 、最适产量(optimal yield) 和最大经济产量(MEY) 及其对应的捕捞努力量，并对各模型计算出的诸项经济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建立了3种模式的渔业管理方式；张广文等［24］利用Gordon-Schaefer模型，探讨了东黄海鲐鱼在不同管理目标下的产量及其对应捕捞努力量，以及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经济效益和资源状况[25]。
2 生物经济模型在水产养殖中的问题
生物经济模式发展的第一个主要限制之一是难以获取信息来源。虽然今天有更好的信息资源，但是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知识的人，很少有研究者对生物经济研究，例如遗传学，疾病，营养，病理，环境条件或生产技术。在水产养殖方面获取信息比在渔业中更为复杂。文献综述显示了有大量关于渔业资源的公共信息资源和成果的，同时获取有关水产养殖企业活动的总体信息比较复杂。水产养殖生物经济学研究主要依据在一个设施或少量设施的实验数据，二次来源（在大多数情况下，从先前发表的研究）或两者的组合。那些使用二次数据的研究被获取的给定结构和数量的数据强行限制，它们具有访问权限，当数据来自一个时不存在实验设计专门研究。然而，根据研究中存在的特定条件，仅从一个农场或生产设施的实验数据开发的研究可能会导致结果的泛化和复制问题。无效的数据有时会强烈的限制模型的用处。原始资料的研究的发展利用会比早期研究有助于克服目前的局限性，并提供更强和可靠的估计使用更大量的工具。这对科学界来说不是一个容易的挑战，因为它需要农民的合作和资金的可用性。
生物经济建模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全面的研究收割时可能受到限制因素，在生产过程或价值链中由下一步强加的。大多数研究一般在一个饲养阶段解决了生产的优化时间表一，特别是在成长期。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到客户，也没用考虑在成长设施的情况下，孵化场的孵化设备或鱼类处理器或超市连锁店，可以要求按预先设定的日期，按一定的尺寸定期供应一定数量的产品。客户对于数量，收获时的大小和日期的需求在决策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来确定最佳生产计划来获得最大化生产的经济效益。可以说，迄今为止大多数的研究都是面向生产的；只考虑售价忽视了其他市场和消费者对生产者的限制。因此，从市场导向的角度研究发展将有助于提高水产养殖企业竞争力。甚至发展一个价值链管理方法，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参与者参与不同环节的成本，有助于提高行业竞争力[7]。
3 生物经济模型在水产养殖中的研究展望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渔业资源开发对象的深入了解和掌握，生物经济模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能够模拟不同管理措施和其它可控因子的变化，对渔业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从而为行业和主管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但是，复杂系统的生物经济模型依赖于完善的资源监测和社会、经济等数据采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