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聚能射流相比：EFP对炸高不敏感，可以实现在大炸高的情况下（900倍左右战斗部口径）进行有效的攻击；因为EFP长径比较小的特性使其在对抗反应装甲的过程中不易发生断裂；EFP的毁伤并不止是击穿目标，而且在其进入装甲目标内部的同时还将产生类似于碎甲弹的侵彻效应，产生大量的杀伤崩屑，侵彻后效比较大。EFP战斗部作为反装甲武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爆炸后能够形成气动外形较好的各部位速度相等的恒速杆，凭借其较大的动能击穿装甲的轻型化聚能装药[3]。在R.W.Wood[4]对EFP基本概念进行首次叙述后，由聚能装药形成EFP的研究不断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对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复合装甲和反应装甲，聚能射流（JET）战斗部已经难以满足现代战场对反装甲武器的需求，所以EFP战斗部就顺势变为反装甲武器装备中的中坚力量。虽然EFP具有对炸高不敏的优点，但在大炸高的场合下还是需要EFP能够以稳定的飞行姿态飞行较远的距离，再对目标进行有效攻击。为满足这个要求，经过长期的研究与实验，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设计出了具有良好外形气动的带尾翼的杆状EFP。针对坦克的防护，EFP战斗部主要攻击坦克装甲的顶部、底部及侧部，避免较难攻击的正面装甲，这就使得末敏弹的研究成为今后EFP战斗部研究中的重点方向[5]。47990

1  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

EFP最早是1936年由Wood在进行带有浅凹窝的雷管试验时发现的，这些凹窝位于雷管端部，由铜制成。雷管起爆后，每个凹窝里的铜罩形成一个密实的小铜球，且速度很大，飞行距离很远[6-8]。之后在1944年，Misznay将Wood试验中凹窝的材料由铜换成铁，在德国证实了聚能效应，Schardin在10年后将Misznay进行试验的这种装药相关数据参数发表了出来。他们在试验中采用的聚能装药被称之为Misznay-Schardin装药，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药型罩结构参数的特异性即壁厚和圆弧曲率半径处处相等。但是等壁厚药型罩的速度梯度依旧很大，这会导致形成的EFP毁伤元在飞行很短的距离处发生断裂。后来Held采用大锥角变壁厚药型罩也得到了密实的弹丸，并且能够飞行较远的距离不发生断裂，克服了Misznay-Schardin装药的缺点。Held将该聚能装药结构称为P-装药（projectile-charge），这些弹丸具有远距离攻击装甲目标的能力。1973年，Karpp为了证实Kronman在1956-1958年的“弹道盘”装置试验，利用HEMP编码的方法模拟出了该装置的变形历程，开启了数值模拟的先河。后来在1975-1977年间，学者Hermann等成功地运用流体动力编码的手段研究了新型结构药型罩形成的毁伤元，罩的结构为双曲线形，模拟结果表明其形成的毁伤元为致密的球体[9]。20世纪后期，为满足EFP适应大炸高的应用场合，分别于80年代初、80年代末设计出了带尾裙的杆状EFP和带尾翼的杆状EFP。1982-1990年间，Carleone、Johnson等设计出了长杆型EFP，有效的增加了其穿甲深度，适用于中等或小炸高的应用场合。K.Weimann[10]为了研究新型药型罩材料钽形成的毁伤元的终点效应，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分别将钽罩和铁罩形成的毁伤元进行模拟计算，结果表明：当两种材料的质量相同时，由钽材料形成的EFP的长径比仅仅是铁的1/2。但是经过试验，K.Weimann发现，虽然铁罩形成的EFP长径比为6，是钽的2倍，但是其侵彻威力却并不比钽的大，两者基本等同。

    在EFP侵彻过程方面的研究，Christman和Gehring给出了他们在试验中总结的经验模型。他们通过进行铝杆和钢杆侵彻靶板的试验，并对试验结果进行统计处理，得出恒速杆侵彻的经验模型[8]。而Rosenberg和Dekel是采取仿真的手段进行探讨，主要研究毁伤元以较高速度撞击靶板时发生的二次侵彻问题。基本条件为：钢杆，长细比的范围是L/D=3-30，强度为零，撞击强度为0.4GPa的半无限铝靶。数值模拟结果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杆长及其侵彻深度的改变量基本为常数，侵彻过程结束时有明显的间断。侵彻过程大致如下：撞击过程存在开坑阶段，该阶段持续几微秒；随后是稳态主侵彻过程，界面的压力和头尾部速度为常数论文网；主侵彻阶段结束后，在很短的时间内，界面压力、头部速度及尾部速度迅速下降，这个历程被称为二次侵彻阶段，为稳态主侵彻历程额外增加了侵彻深度[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