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2010)[7]的研究认为，前几年出现的“民工荒”和近来的“用工荒”，均是由农民工供需失衡造成的，是农民工劳动力要素市场自发调节的周期性结果；他在价格成因变化的分析中发现，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农村福利条件的极大改善提高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工的市场价格含义正在发生变化；“用工荒”是推动我国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内生动力，是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上升拉力，是促进城镇化的一个市场推力；“用工荒”现象的出现，无形之中成为具有浓厚的有中国特色的用工价格集体协商谈判的一个自发有效形式，成为提高农民工工资的一个市场机制。面对“用工荒”，政府应做好用工价格市场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的服务引导工作，继续做好农民工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工作，长期内还应做好人口变化预测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工作。

卢万青、李未无[8](2010)运用修改后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同时从劳动力供给行为和企业劳动力需求行为考虑，认为沿海城市“用工荒”具有结构性特点，无定价权的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遭遇“用工荒”，而有定价权的高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企业则不会遭遇“用工荒”,源Z自`优尔~文)论(文]网[www.youerw.com。“用工荒”现象反映出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但沿海城市仍然滞留在中低端的产业结构，沿海城市这种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例如教育水平提高、人口逐步老龄化以及中西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的竞争等)。

黄敬宝（2011）[9]认为，用工荒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廉价劳动力时代很快终结，以及近几年城乡统筹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农村劳动力存在剩余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技能较低，用工单位的待遇较差，就业中介的服务缺失是出现用工荒的重要原因。化解“用工荒’问题，劳动力要提高综合素质，进行适当的流动，企业要提供更好的待遇提升科技含量，政府要营造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良好环境。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完善，基本总结了“用工荒”现象的成因及对策，但是，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特点，同一个方法在不同的对象身上产生的效果未必相同。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应当针对无锡市及苏南地区的特点，对症下药，找出符合无锡市及苏南特色的解决“用工荒”问题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