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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内敛型养老保障模式”等。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的观点各有各的依据，总
体看来，关于养老模式的研究呈现提法多，但同一性少的特点。这些模式是否真正可行，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和衡量，需要我们进一步地研究探索。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刘从龙说，对于农村老龄化加速的这一现状，不少人认为农民的生产生活仍然以家庭为主，农民养老还是个人或家庭的事，没有构成一个社会问题，目前还没有必要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种观点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突出。在农村中，享有退休金的老人仅占5.5%，享有集体养老补贴的仅有0.4%。这意着94.1%的老年人与社会保障制度无缘。目前农村7.13%的老龄化程度大于城市6.69%的老龄化程度。这种发展趋势还会继续下去，对此政府至今没有研究专门的应对策略。唐钧建议，应对农村养老保障难，首先应建立一个可持续、行得通的养老保险制度。湖北省赤壁市老年学专家葛松涛说，面对农村这样庞大而又脆弱的老年群体，如果不及早采取措施，将会影响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中国仍然是城乡二元制度明显，城市一个制度，农村一个制度，这种分配方式对于农村来讲是不公平的，农村仍然是“二等公民”，因此在城市与农村的制度上应该趋于公平合理。
2、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谁应该为老年人提供照料服务，家庭还是公共责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研究表明，家庭成员仍然是老年人获得照料的主要提供者。而且，随着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子女对父母的照料越来越普遍。
有学者通过对欧盟国家的研究，提出了“国家和家庭共同负担长期照料”的对策性建议。也有学者认为，在家庭结构不再胜任老年照料任务时，社区应成为提供支持和保障的可靠去处。罗伯特•凯恩对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德国等四个国家的老年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她指出“前3个国家用同一语言且有相同的传统，而后者则许诺对长期护理将与急诊护理一样列入普及的保险项日。”但是“许多主要的社会计划是不能留给个人和私人方面的，它们要求有集体的行动以使其成为个人负担得起的计划。政府不是操纵者，而应作为协调者对此项政策负责。在对老年人经济保障的研究中，詹姆斯主要关注了家庭和政府的协作关系。他指出，“世界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贫困老年人则是一国的主要贫困群体，而且以农村老年人和老年妇女为最。”
老年福利政策是国外学界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尤其是现行福利政策、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方面。以欧洲为例，福利国家已经或正在改变其原有的老年福利政策，Allen Walker通过对欧洲各国的研究提出，首先，应明确从公共部分转移给盈利或非盈利的照料服务的提供者的比例有多大。其次，要考虑到家庭几乎在满负荷地提供照料，没有多少余地来接纳转移来的照料服务份额了。再次，应根据使用者及其家庭照料者的需要，决定提供何种种类和水平的服务，即应该建立服务使用者导向的居家照料服务体系。
总的来说，国外对老年保障的研究有四个特征：一是多角度，多视野，多学科；二是在经济保障的前提下，国外对老年保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的照顾和料理；三是目前西方正逐渐认识家庭在老年保障中的重要性，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家庭对老年人承担与实施一定的义务；四是经济社会的转变给农村老年人尤其贫困老年的生活保障带来的冲击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