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概况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古代奴隶社会的井田制是我国土地整理的开端,但我国真正开展土地整理工作的历史还不是很久,土地整理可分为农地整理和市地整理,其中农地整理主要有农用地（主要是耕地）整合、居民点的归并集中、道路、灌排、防护林等农田基础设施系统的归整以及土地改良（严金明,1998）。74644

经过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模式和目标进行详细分析后，杨庆媛认为在经济实力雄厚的平原型城市郊区，市场运作模式可作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可行模式，与此同时，这也是创新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的新型模式[4]。

陈荣清，张凤荣等（2009)在选取人均标准用地测算方法基础上，考虑多个影响力较大的指标如自然、经济、社会因素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综合指标体系，对现实潜力加以修正得到了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

吴小红（2006）在其硕士论文中应用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法和经验法相结合,得出至规划期末北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为54490。4公顷（81。7万亩）。贾玫（1999）等经过在吉林省进行采集典型样点分析后,确定能够通过土地整理对居民点内部的空置土地和未使用土地加以利用,据此可大约计算出利用土地整理的方法吉林省农村居民点可节约三万多公顷土地面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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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等，首次在地租理论中提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概念。此后，大多数国家采用规定建筑容积率和建筑密度指标的方法来达到集约利用建设用地的目标，渐渐的土地建设利用由专注城市建设向兼顾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转型[6]。

德国是历史上最早开始土地整理的国家，其尤其重视各项用地比例和各功能分区的配置。德国农业构成因素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改变，农业人口不断减少导致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因此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等被加进了土地整理的内容中，也就是通过土地整理来实现自然、社会、经济三者效益之间的统筹协调。

日本制定规划的村镇建设中,“村镇综合建设示范工程”对如今村镇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指引作用，它强调了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性,更促进了村镇的可持续发展[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