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在量化公司绩效时，一般愿意选用托宾Q值作为指标。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学者为了检验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而选择量化指标时，大多选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或者每股收益(EPS)。19361
   （1）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李增泉(2000)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将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管理层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经过实证检验表明：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过低时，激励效果并不显著；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长，公司业绩的改善越来越明显。
石建励(2003) 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后发现：与实施股权激励之前对比，激励之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全部明显增加了，说明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对于改善公司绩效有明显的效果。
(2)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丁立权（2003）在湖南省的上市公司中选取了36家有代表性的公司，通过分析2002年的财务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相较于对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公司，管理层不持股的公司绩效更好。管理层持股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1，即管理者持股和企业绩效完全负相关。
(3)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随着持股比例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黄小花(2004)研究发现，将管理者持股比例控制在[0，32.88%]这个范围内时，公司绩效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变好。当持股比例在[0，32.88%]之外时，两者呈现负相关。
徐大伟(2005)的研究结论与黄小花相似，只是出现正负交替的持股比例区间不一样：在[7.5%，33.5%]之间，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是负相关，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外则正相关。
(4)高管股权激励和企业绩效不相关
魏刚(2000）选取了816家上市公司作为实证研究样本，分析1998年的财务数据，将管理层持股比例作为自变量，资产收益率作为因变量。实证结果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周職(2006) 分析了2000-2004年间所有实施了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实证检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他采用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实证结果和魏刚一样，两者不相关。
2国外学者的研究
   （1）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Jensen和Meckling (1976)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利益汇聚假说”。利益汇聚，即通过股权激励将经营者和所有者的利益相联系，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在此基础上，高管持股比例的提高会导致公司的绩效的改善。
Bebston (1985)分析了管理层持股比例的高低和公司绩效的好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随着经营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企业绩效越来越好，随着经营者持股比例的减少，企业绩效越来越差。
（2）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Fama和Jensen (1983)认为，根据“管理者防御假说”，一旦管理层持股比例大到成为大股东，就有机会操纵董事会，这时管理层有可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牺牲他人和公司的利益，导致绩效变差。
JunYang (2006)也赞同此观点，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入了内部交易这一因素，从理论与实践两个不同的视角分析了高管持股与企业业绩的关系，并且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这两种激励方式分开探索。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公司股权非常分散，持股的管理层会更多考虑自己的利益，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而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公司效益变差。
   （3）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随着持股比例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Morck和Shleifer(1988）挑选了371家资产雄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托宾Q值这个量化指标，利用实证检验分析高管持股比例和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的相关关系是交替出现的：持股比例在[5%，25%]这个区间内呈负相关，在[5%，25%]区间外呈正相关。此结论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 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文献综述和参考文献:http://www.youerw.com/wenxian/lunwen_106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