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的对外贸易角度出发，即研究对外经济贸易与二氧化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如今己成为了一个研究的热门问题。朱德进等人以SBM模型测算了1995年到2009年我国28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的对外经济贸易与碳排放效率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1]。傅京燕裴前丽则采用多边投入产出模型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对CO2排放总量的影响（1997-2008年）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对外经济贸易虽然有利于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它不利于实现我国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2]。马述忠等人对中国从2000年到2009年的隐含碳排放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研究了中国贸易碳排放净差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扩大的深层原因。结果显示，中国在此期间一直保持贸易碳排放顺差的状态，由于中国净出口在不断增加，国外消费者对于中国的隐含碳排放进行了大量的消耗，中国出口在近年来的快速增长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3]。齐哗和李惠民等人通过利用投入产出的方法研究发现:从1997年到2006年，我国为满足国外消费需求而大量出口，直接造成了我国碳排放的直线上升。64628
其中从1997年到2004年，隐含碳净出口占当年碳排放总量从2004年后不断上升，从原来的0.5%-2.7%一直到达2006年的百分之十左右[4]。白红菊等人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探寻碳排放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变和减缓经济增长对出口贸易的依赖的政策意见[5]。宁学敏对中国从1988年到2007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商品出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误差修正模型以及协整理论两个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分析，商品出口对我国近年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断上升，由于高碳经济对与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性的制约效果，因此，对于碳减排的有效政策我们应从优化外贸结构的角度进行研究[6]。另外，孙爱军，吴国松等采用中澳2002-2009年数据分析，以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为例，根据国际标准，对双边贸易产生的CO2排放量进行了初次计算，最后得出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商品结构变化不大，数量使得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结论[7]。孙小羽等人利用能源—经济投入产出模型,得出了二十三个非能源行业和四个能源行业的能源密集度系数和污染密集度系数,并与2002～2006年中国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统计数据相结合,测算了在此期间由出口贸易引发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通过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多的能源消耗量和人体内部产生的氧化碳以及大气污染物以我国的出口贸易为载体而转移[8]。李国志，王群伟（2011）从出口贸易的角度出发，运用变参数模型，对出口商品结构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否产生动态作用进行了研究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存在着长期的动态均衡作用[9]。何琼通过变量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广义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的方法得出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能源消耗量、论文网对外经济贸易和经济增长。其中，二氧化碳排放的预测方差中对外经济贸易所产生的贡献是最大的，而能源消费对其产生的贡献是最小的[10]。郑宏莉，孙爱军，丁曼以中美商品贸易为研究对象，运用投入产出法，量化计算和评估分析中美商品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由此提出了转移排放问题；积极推进中美气候环境合作；开展新型清洁能源战略[11]。从经济增长角度研究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谢守红，魏自花等人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对中国经济总量和碳排放量的长短期关系进行分析发现长期以来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和以高耗能产品为主的出口贸易是导致中国碳排放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在碳排放的短期和长期调节中，经济增长对它都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短期正向冲击效应出现了上升的趋势，长期冲击效应则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2]。许广月等人通过利用碳排放因素分解的方法我国从1980到200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了计算并且对经济增长、对外经济贸易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具有减缓作用的结论[13]。对于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孙东生等人对全世界55个主要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14]。根据前人做出的一些研究与成果我们发现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效率。所以本文重点研究了这三个变量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的关系。 对外经济贸易与二氧化碳关系文献综述和参考文献:http://www.youerw.com/wenxian/lunwen_719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