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国内关于女性媒介话语的研究已经很透彻，大量的理论文献分析了当下的女性媒介话语表达的现状，探究出女性媒介话语权缺失的深层研究。杨永忠副教授探究了性别造成了社会性别差异，强调女性主体性不仅要改变对于男性的从属关系,而且要改变女性对于国家的从属关系［１］，涉及性别政治对女性的禁锢，但篇幅较少未做过多阐述,新颖之处在于杨忠军副教授对于女性话语做出评价，称之是社会群体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建构的尝试，不能颠覆传统，应让两性对话互补来改善女性话语的缺失；对于文献中关于“性别政治”的缺失，陈惠副教授对此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从西方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赋予男性政治学女性家政学的功能，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也将女性看成是男性的私有财富，并对当下性别政治中女性话语做了多维建构，指出女性在政治领域话语权缺失是历史性和记忆的遗留，并提出需要建构现金的性别文化、和谐的性别角色和平等的性别制度。［2］此外，马秋枫对女性话语做了补充，将视角扩展为在传播中的女性话语权，指明传播中对女性的误读不论是在新闻报道、广告等非虚拟媒介中还是在小说等虚拟媒介中，女性依然处于被看的形象，使女性处于一种媒介压制的境况。［3］其中由于女性自主意识的缺失和取悦男性的后殖民zhuyi思想加剧女性在大众传播中的困境这一看法极具新意。当然，对于女性话语和女性媒介话语的区别研究仍然很少，只存在于概念上的区分，如女性话语权就是站在女性的立场关注女性生存和发展、表达自我主题意识的话语权，通常被用来抗衡男性霸权zhuyi话语权，女性媒介话语权就是女性利用传播资源表述主体意识的权力。［4］此外，反观女性在传播中的尴尬，性别也恰恰成了一种传播优势，褚旖旎、邹煜指出由于女性高度敏感的洞察力，善于倾听的传播技巧和善于设置模糊限制语往往更易取得突破［5］，苟世样、陈沁提出由于“她视角”,女性在传播中由被看的人转化为看的人，弥补了传播中男性视角的缺陷充实了报道的内容［6］但目前我国对于女性媒介话语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论文网，极少的文献从文化记忆理论来研究女性媒介话语，关于文化记忆的的研究在我国尚未全面展开，关于相关领域的研究更多的还停留在国外。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被认为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中,扬·阿斯曼专门援引了莫里斯·哈布瓦赫的经典论述，这一理论认为文化记忆就是民族和国家的集体记忆，记忆既不等同于储存系统，也不混同于使我们能够回忆以往事件的神经心理过程或是将记忆理解为个体属性，［7］记忆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然而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又是存在区别的，文化记忆在时间结构上超越了集体记忆，不局限于集体记忆的三到四代人，而是可以追溯到远古，在内容上包含着整个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王霄冰博士较为详细的阐述了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重点阐述了文化记忆的两大媒介“文字”和“仪式”［8］，但对于文化记忆和媒介传播的联系并未做分析，张宝砚弥补这一缺陷，提出从文化记忆角度对媒体给予传承文化的使命，媒体不仅会以“选择和遗忘”的途径删除或压制记忆，还会通过放大、聚焦等方式来唤醒和凸显记忆。［9］本文将以此为理论指导，从公共事件为例来探究作为文化记忆的女性媒介话语80473

参 考 文 献

[1][14]杨永忠,周庆。浅谈女性话语权[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5(3):5-11。 女性媒介话语文献综述和参考文献:http://www.youerw.com/wenxian/lunwen_935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