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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我国社会民主化程度显著提高，人们也更加关注自身权利的享有，文权意识和对于充分表达自身意见的诉求不断增强。大量研究表明，目前仍主要作为公用品支出的农地整治的绩效好坏与公众参与程度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少学者的研究工作证明了社会公众的参与监督对于提高我国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的工作效率具有正向影响[22,23]。更进一步，开始出现有学者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基于顾客满意度的理论体系，结合公民有效参与的理论，选取相关的具体指标来对农地整治的绩效水平进行测度，由此再一次完善了农地整治绩效考评的理论体系[24,25]。
在农地整治项目绩效测度方法的选取中，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正式开展农地整治工作，直到目前，国内学者大多针对农地整治项目展开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评价模式。基于技术经济学的原理动态效益分析法、静态效益分析法和敏感性分析法是经济效益评价中较为常用的测度方法[26]。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越来越高，生态逐渐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对象，部分学者开始尝试采用能值分析对生态效益进行测度[27]。现有研究大多采用主主观赋权法，如张正峰[28]采用专家打分法、郭刚等[29]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鲜有学者采用客观确定权重方法，如李正等[30]运用物元评价模型、胡珍等[31]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测度项目绩效水平。
（二）农地整治项目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学者针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项目效率成本、农业生产因素、核心利益相关者等方面。在项目效率成本研究方面，重点对影响农地整治项目效率的成本分摊因素进行分析和判断[32]；在农业生产因素的研究中，主要探讨耕作半径大小、农业基础实施完善程度、工作条件等农业生产因素对项目绩效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农业土地的细碎化是影响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障碍因素[33]；在核心利益相关者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农地整治会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了政府部门的行为、村集体的行为、以及农民的参与行为和主观感知对于项目绩效的影响[34]。
国内学者针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起步较晚。如齐小燕[35]从项目阶段流程，郑华伟[36]从项目管理与治理角度、郑华伟等[37]从利益相关者等角度分析项目各阶段的绩效影响因素。随着我国农地整治工作的逐步推进，公众参与逐渐被引入到农地整治项目中。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公众参与能提升农地整治规划决策的科学性和社会可接受性，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农地整治项目引入公众参与是一种必然趋势[38,39]。
起初阶段学者们主要将农地整治项目绩效影响因素设计为田间道路密度、防护林林网密度、耕地面积增加率、土地利用率改善、植被覆盖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项目验收结果特征[40]，随着社会对公众参与的重视，开始有学者关注农民参与及其满意度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的影响因素，主要将影响因素设计为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收入结构、农地整治认知、参与能力、参与机会、参与动力等[41,42]。在现有的成果展示当中，以定性方法开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居多，采用定量方法进行诊断的研究较为鲜有。在已有研究中，如文高辉等[43]采用障碍度模型、关江华等[44]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刘莉等[45]采用Logistic模型对项目绩效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三）研究述评
目前大多数学者主要基于宏观视角，主要落脚于项目产出结果，对农地整治开展带来的经济发展方面、社会生活方面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效益进行评价，采用的绩效测度方法较为陈旧，只有部分学者开始从微观视角出发，关注农地整治项目过程和结果，直接以“农户视角下的项目绩效”和“农民满意度”为题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应当尝试从新的视角出发，采用更新颖的方法进行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