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黑色旅游无论是从发展历程还是理论研究来看,涉及内容较为宽泛。 目前，国外学者对黑色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黑色旅游的概念及分类、黑色旅游 的行为研究（包括动机、体验等）、黑色旅游开发方式及影响等方面。Rojek( 1993) 较早提出了“黑色景点（black spot）”的概念[4]，Seaton(1996) 提出了比较宽 泛的“死亡旅游（thanatourism）”的概念[5]，Foley 和 Lennon(1996)提出“黑 色旅游”的概念，Bloom(2000) 提出“病态旅游”的概念[6]， Causevic 和 Lynch(2011) 则提出了“复兴旅游”的概念[7]。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 同观点，但这些概念之间又存在相关交叠的部分，使得黑色旅游的概念更加宽泛， 至今黑色旅游仍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Miles（2002）依据黑色旅游的“黑色 的强烈度”首次提出“更黑色旅游(darker tourism)”以及“最黑色旅游(the darkest tourism)”[8]，Stone（2006）在此基础上更加细化了黑色旅游的不同 “色度”的形式，依据旅游者的动机、旅游开发者的目的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等多 种影响因素提出了从最黑色旅游到最淡黑旅游的“黑色旅游谱”(dark tourism spectrum)[9]。此外，国外两个黑色旅游网站 www.dark-tourism.org.uk 和 www.grief-tourism。com 对黑色旅游进行了专门的分类。人们处于各种各样的动 机开展黑色旅游活动，Dann(1998) 对黑色旅游动机做了一个总结: 克服幻想、 寻求刺激、怀旧情节、对犯罪或异常行为的庆祝、基本的杀戮欲、对挑战个人意 识的兴趣以及与死亡的搏斗。Ashworth(2002)以及 Seaton 和 Lennon(2004)则 对黑色旅游动机做了一些区分[10-11]。随着黑色旅游逐渐引发人们的关注，发现黑 色旅游的开发不仅能够带来明显经济效益，其发展过程中还能使其社会效益凸显

[12]。黑色旅游提供了教育和情感的体验，提供了与过去事件有关的重要知识，同

时提供了情感上或潜在的治疗功能[13]。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黑色旅游可能 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损坏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不利于目的地形象的改善[14]。由 于黑色旅游影响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伦理道德与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对此，Cohen 

（2011）提出“黑色旅游教育”（educa－tional dark tourism）概念，以教育 为目的发展黑色旅游，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可[15]。 

    黑色旅游在我国的发展和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国外研究相比，研究 内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内对黑色旅游概念和内涵的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关 于黑色旅游的研究内容更多集中在黑色旅游开发与发展、黑色旅游行为和动机、 黑色旅游资源分析、以及黑色旅游影响等方面。胡传东等（2007）在探讨黑色旅 游供给、需求机制的基础上，针对黑色旅游具有风险性、敏感性等五大基本特点， 提出政府主导，适时进行公益性开发的产品组合策略[16]。此后，王金伟和王士君

（2010）提出黑色旅游发展的“共生”模型[17]。何景明（2012）从旅游产品开发 的角度强调黑色旅游的伦理教化作用[18]。石英（2013）探析了游客满意下的我国 黑色旅游供应链发展路径选择[19]。总体上，黑色旅游开发和发展的问题是国内学 者比较关注的研究内容，且多以案例形式进行实证研究。关于黑色旅游动机，刘 芸和刘洪利（2013）研究了黑色旅游的动力机制[20]，陈星和张捷等（2014）以汶 川地震北川遗址公园为例研究了自然灾害遗址型黑色旅游地参观者的旅游动机， 得到了教育与纪念动机、社交与亲情动机、感受与见证动机、认同与求新动机和 好奇心动机五大类参观者动机类型[21]。王昕、齐欣和韦杰（2013）根据旅游资源 属性，将中国主要黑色旅游资源涉及的地域划分出古代战争遗址参观区、古代帝 王陵墓游览区、现代战争纪念区、近现代反侵略教育区、红岩文化瞻仰区、 红色爱国zhuyi教育区、“辛亥游”纪念教育区和少数民族文化体验区 8 个大区， 并确立了相应主题和发展方向[22]。关于黑色旅游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是研究其 社会文化影响，此外，黑色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情感与保护等有关研究也是我国学 者普遍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