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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知识产权学者郑成思(2005)对知识产权的界定是:专利权、商标权、版权、商业秘密专有权等等人们对自己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民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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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识产权专家Arthur R. Miller H. Davis(1990)提出，知识产权传统上包括专利、商标和版权三个领域，“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具有无定形的特征，并且都是一种非常抽象的财产概念”。21822
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CIPR)对知识产权的定义是:知识产权是社会对特定形式的知识给予的财产权利。它与具有物理性状的财产或土地所有权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知识的外延比知识产权要大得多。论文网
根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定义，知识产权指的是“智力创造、发明、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以及外观设计”。
吴郁秋(2008)认为美国对我国发起的337调查除了经济上的因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因素。
谷浪雨，马俊（2011）将中美之间贸知识产权争端大致分为以下阶段。
第一次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中国被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在1988以及1989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两次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
第二次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中国进入重点国家名单，此次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焦点是盗版问题。重新对中国发起“特殊301调查”，双方最后于l995年2月26日草签了《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协议由双方换函和“有效保护及实施知识产权的行动计划”组成。
第三次中美知识产权争端——1996年4月30日，中国再次被美方列为“301条款”重点国家，并且是该年度唯一的“重点国家”。
董鹏,张程昱(2013)认为，美国与中国的知识产权摩擦不断升级，已从单纯的技术法律层面波及到制度层面和国家安全层面。近年，美国频繁在WTO争端解决机构提起对中国的诉讼，DSB的裁决涉及对我国国内法的审查不断深入并且趋于全面，使得我国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国内法制面临严峻挑战。美国从对我国某些企业的337调查升级到国家安全问题,同时，知识产权问题已成为供应链全球化进程中一个核心问题，美国从产业链到供应链向中国全面施压。
Donald P. Harris（2008）指出, 中美贸易的蜜月时期已经结束，中美在WTO框架下，利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诉讼，根据TRIPS的规则，美方将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有关“商业规模”的判定上。
吴小夫(2012)指出:我国在应对中美知识产权纠纷问题中,要以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为切入点,要加大这方面的资金投入,国家在这方面也要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企业要成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中坚力量,一定要加大科研经费在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力争在关键的核心技术领域有所突破。
黄鑫（2012）根据中美间的知识产权纠纷，总结了五大原因：1.中美双方经济利益的角逐；2.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3.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加剧及经贸关系的不对等；4.中美知识产权体制差异；5.中美双方知识产权文化上的差异。中方要为了避免自身在知识产权纠纷中所受到的损失，应当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国内标准应当逐步与TRIPS协议接轨，同时加强执法力度。
中方还应利用WTO成员国的优势，利用WTO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不公平的贸易规则进行抗辩。与此同时，积极推动建立中美双边调节机制，以免长时间的诉讼对我国企业造成的巨大打击。对于国内企业，除了积极应诉，加强自身知识产权的创新保护是必须的，唯一避免争端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