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支出是人们进行情感沟通的必要手段，是营造温馨人情味的必要途径。李祥忠（2008）认为家庭人情消费是以家庭为中心，通过人生礼仪、节日礼仪和非仪式性情境表达出来[3]，并指出人情支出主要是由我国传统文化惯性、社会结构的内在规定性、农村社区生活的需要、血缘关系和泛血缘关系的家庭需要等原因产生。金晓彤和陈艺妮（2008）也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人情支出产生的动机分析。吴海娇（2014）认为人际关系维护、获取稀缺资源和报酬性社会交换产生了人情消费关系网。侯晓宁（2011）认为农村人情消费之所以持续存在，除了人情消费是沿袭下来的传统习惯外，应该还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规律。93643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情支出也逐渐演变成一把“双刃剑”。现今社会，人情消费也存在着正功能和负功能两种对立面。关于人情消费正功能方面的研究，我国不少研究学者的文献当中都有体现。如：李祥忠（2008）指出人情消费具备储蓄、投融资功能；居民之间的人情消费可以强化与熟人之间的信任、可以结交新关系、能够为家庭赢得名声、能加强居民之间信息沟通、居民之间帮忙解决实际问题、维系人际关系。翟清菊（2011）考察了婚礼、生育礼、丧礼三种生命礼仪，并支出在长期的居民人情消费过程中，互惠贯穿始终，人情支出既表现成一种维持双方整体平衡的原则和心理，又落实为一种坚持长期参与随礼的行为与态度。易行健、张波、杨汝岱和杨碧云（2012）用实证研究证明了人情消费显著降低了农户储蓄率，间接证明了人情消费具有储蓄功能。庄琳（2012）指出人情支出具有增强农民的情感交流，丰富农民的情感娱乐生活，加强亲朋好友的沟通交流，有利于调节平日里的生活矛盾与纠纷，有利于扩大社会交往网络，增强社会资本等多项正功能。李源（2013）指出人情支出具有深化情感、融资避险、社会投资、配置资源等功能。席宝辉（2013）指出人情消费的正功能有：满足情感需求、建立和维护关系网络、优化资源配置和取得社会支持等。

当然，过度的人情消费也给居民家庭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李春成和蔡玲（2011）利用实证分析研究得出农村居民的“态度”、“从众心理”和 “文化价值观”对其礼品消费行为倾向具有显著影响。袁金辉（2011）指出农村不合理的人情消费主要源于传统习俗、攀比心理、盲从心理和“后路”心理的影响。侯晓宁（2011）指出人情消费的负功能主要表现在人情支出的不断攀升使农民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影响了家庭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此外人情工具性的增加，人情往来的功利性增强，导致了人情本身的异化，并使人际关系趋于紧张[4]。庄琳（2012）指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的人情支出呈现出明显的异化现象，并且发现影响人情消费的因素主要有家庭的经济总收入、居民家庭在当地的人情圈和社会地位、居民的消费心理情况。李源（2013）采取截取回归方法得出寻求社会地位的攀比动机会对人情支出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收入差距的扩大仅仅会通过流动性约束对低收入群体的攀比动机具有抑制作用[5]。何永松（2014）支出春节人情支出会加重物质心理负担。周广肃和马光荣（2015）研究得出人情支出对正常消费产生净挤出作用。杭斌（2015）指出人情支出存在显著的地位寻求特征。赖凯声和孙晓东（2016）认为农村家庭人情消费高于城市，中西部家庭高于东部家庭人情支出。闫新华、杭斌和修磊（2016）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农户人情支出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地位攀比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