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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时，徐丹（2006）认为旧体制安排的延时性、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政治权利缺乏、身份与职业的断裂、权利分配不公以及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针对他们的歧视,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存在的根本的也是共同的原因。而许传新（200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制度上的枷锁、农民工与参照群体的巨大反差及其自身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等。而李立文等人（2006）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所具有的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特点决定了其社会适应性问题的凸显。生活环境的变迁需要“新生代”农民工调整心理和行为；而长期的制度性歧视和部分农民工行为“失范”的晕轮效应，固化了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刻板印象；最后，城市社区基层组织的行政化也是农民工对城市社会认同较低的重要原因。上述的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产生。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产生原因的探讨中，学者们对诸如制度性歧视、政治权利的缺乏等结构性因素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相关论述也比较充分，而对个体性因素的探讨还略显不足。这或许是以后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问题可以采纳的视角。
现有的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念与现状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这些学者看来（王正中，2006；刘成斌，2007），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直面临着就业的压力，而随着产业结构的转移及高等教育的扩招，广大青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在这种压力的冲击下，农民工群体一直处于弱势。而良好职位的获得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与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学者们比较集中的探讨了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地位获取相关的求职意愿、从业观等问题。
在进城务工的动机上，王春光（2001）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动机已经从经济型转到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或者是生活型。而朱永安（2005）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城市中丰富的生活方式，巨大的发展潜力，使得31.8%的“新生代”农民工怀着“学点本事、谋求更大发展”的期望由农村流入城市，他们进城的期望比第一代农民工更高，更加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考虑赚钱的同时，更考虑把进城务工作为改变生活状态和人生道路的一种途径，其动机因而具有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特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王春光的观点。同时，朱永安通过调查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跳槽的比例要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更不安于现在的工作状况，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方式还不够明确。他们对工作环境的要求更高,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朱信凯（2010）则认为，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因为“生存理念”而进城，而是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他们属于发展型农民” 。
傅晨等（2006）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从业观方面具有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特征，他们对工资待遇的期望值较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经历、文化水平、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开始关注个人价值，他们对公正待遇的诉求较强烈，表现出了“反叛”的精神，具有较强的“议价”意识和能力，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