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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研究概况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农村庙会组织者的行动策略研究较少，而庙会组织者也属于乡村精英的范畴论文网，同时对于农村庙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介入的方式、庙会内容、庙会功能以及庙会影响等四个方面。因此，本文对关于庙会的国家介入的方式、庙会内容、庙会功能以及庙会影响研究和关于乡村精英的行动策略的研究分别进行综述。
1．有关国家介入庙会的方式研究
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有：国家对庙会的介入主要通过区分庙会的“正”和“淫”来使得部分庙会获得发展的合法性，而另一部分则丧失合法性。由庙会的定义出发，则庙会的地点为寺庙，其最初动因为宗教目的。在传统国家中，李向平指出“中国宗教及其对世俗权力的表达关系，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在俗与圣之间难以存在绝然的距离……官方控制的宗教活动、宗教礼仪。官方对于异端宗教的强制性价值判断，就已经包含并孕育着趋向一统、并且区分正邪的权力结构。”[12]而具体的价值判断的方式，贾滕指出“传统国家通过区分国家的正祀、民间的杂祀和‘淫祀’，为民间神灵信仰划定了界限”。而对于国家提倡的正祀，则会有“官府修庙及朝廷遣官致祭”以及“皇权天命的宣称与教化民众的宣扬”，这类介入可以“为民间信仰提供了权利保护及其合法性依据。”[13]
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刘晓春指出国家介入庙会的方式为“权力政治或明显或潜在地作用于民间记忆”[14]贾滕则指出国家主要通过“政府对庙会文化的‘文化话语’建构”的方式对庙会活动进行介入。[13]张祝平认为“由于政府部门的介入和参与统筹策划，调动各方力量协调一致，使庙会活动有序化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15]赵旭东深刻地指出“政府通过接纳和理解民间的诉求而使民间文化正当化” [16]
2．有关庙会内容的研究
张祝平对比了传统庙会以及当代庙会的内容差异，指出“当代庙会的举办大多旨在弘扬地域文化，与隆重的祭祀活动相结合，为地方经济发展搭建平台，活跃地方商业贸易。”[15]杨丹妮通过对一次官方组织的非传统的里三王宫庙会的研究，指出庙会在时间、主持和运作上都发生了变化，同时，内容上“因为有官方力量的渗透与介入而带有明显的‘人为操作的表演性质’”[17]夏晓晨通过对鄞江它山庙的研究指出，在国家对庙会介入后，“当地政府成了主流意志，成了庙会的组织管理者……民众成了丧失对庙会的话语权，成了单纯的参与者”，同时，“鄞江它山庙会成为充斥着政治语言符号与功利性祈求的场所。”[18]52岳永逸对于庙会在城和在乡的内容的区别上认为：“源自泥土和民众的主体性是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乡土中国庙会的共性，并没有在城和在乡的差别。”[19]张东蕴指出“农村庙会活动呈现习俗化、生活化的特征……传统农村社会基于农民民间信仰的庙会活动已经去神圣化、去宗教化”，即庙会内容不再神秘，其宗教因素几乎消失。[3]49
3．有关庙会功能的研究
对于庙会功能的研究，部分学者侧重从国家的角度进行分析，例如贾滕指出，对于传统国家而言，庙会能够帮助统治者“利用神圣资源”；而对于当代国家而言，庙会则能帮助统治者“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弘扬传统文化。”[13]王建光指出，“庙会文化的传统功能发生一种‘现代性’的裂变，这种裂变的本质即是神圣与世俗的裂变”，同时提出庙会具有心理抚慰功能、心理欢愉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辐射功能。[20]夏晓晨指出传统庙会具有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教化功能。当代的庙会和传统庙会相比，“庙会在增进乡民联络和感情、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乡民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方面的功能开始弱化”。[1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