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重大突发社会事件的报道一直是我国传播报道中的软肋,存在着全盘采用新华社，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素材，缺乏对于事件本身的深入挖掘以及客观的评价与分析。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做好突发事件的对外报道对于我国赢得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70495

在处理突发性的新闻事件的时候，政府的力量不应该被我们所忽视，我们应该力求政府与新兴媒介之间形成一种良性而且默契的互动与配合，以期致力于打造一个权威性的发布平台。赵志立学者的《危机传播概论》着重论述了如何加强媒介应对突发新闻事件的组织管理原则，从顶层设计入手，提出了形成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的媒介合力，以及构建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交流互通的机制的观点。[1]胡百精学者的《危机传播管理》表明了新闻传媒在危机管理中应该塑造自身的媒介公信力的良好形象，新闻报道应掌握新闻性，时效性，可行性原则，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与策略，阐述了媒介应该加强舆情控制与把握的能力。[2]黄东英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介传播》中指出政务媒介应该加强舆情的控制与把握能力，充分利用顶层设计的优势，以期指导自身以及其他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应对突发事件的报道。避免使用千篇一律的辞藻以及过分煽情性的图片，从而提高危机传播的艺术和效果。[3]

新兴媒体的发展速度十分的迅猛，因此，我们也不能够忽视新兴媒介在处理突发性新闻事件当中的作用与功能。我们如果能够很好的利用新兴媒介的相关特点，来处置并且报道突发性的新闻事件，便会化危机为转机。贺云鹏在《浅析新媒介对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环境的改变》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发生突发事件时，利用新媒体手段进行信息发布的速度十分惊人。新媒介环境下，传者众多并且很分散、渠道丰富、信息传播成本低。这些机制无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保障了网络舆论的相对安全性。[4]季丹、郭政在《网络意见领袖对危机信息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提出网络目前已成为危机传播中，民众话语表达的重要渠道。民意在网络上得到空前广泛自由的表达，社会舆论范围已从传统媒体扩展至网络。在危机信息发布的回复－反馈过程中，信息流经过不断编码、译码，最终形成网络舆情的意见领袖群体。该群体对信息传播走势产生重要影响，他们通过较高质量的发言内容和较高的活跃度，逐渐成为网络舆论的引导者，最终影响危机信息传播效果。[5]李明强、岳晓在《透视混淆理论看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的建设》中指出新闻媒介因为其独特的传播优势和在公众当中的影响力，也因而成为了人们群众重要的信息渠道与消息来源，而且在突发事件中新闻媒介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危机的演变与进程。[6]论文网

国际社会对于突发新闻事件的报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以及借鉴的价值，具有一套突发危机报道机制，对于指导我国的突发新闻事件报道具有指导意义。

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联互通的交流与转换机制应该被塑造和建立，两者的通力配合才有利于突发性新闻事件的报道。现代媒介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中提出我们应该试图创建一个媒介互联互通的管理目标。目标管理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它使得我们能用自我控制的管理来代替由别人统治的管理。而媒介组织的任务还在于使其成员的缺点相抵消，从而达到预期的媒介管理目标。[7]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学者在《传播研究》中提出：应该采用测量、收集资料和资料分析的多重方法多侧面了解研究对象，媒介危机事件的报道也应该把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参与性观察和深度访谈、内容分析和个人传记、专题小组研究和焦点访谈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