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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人中国”的东方情结
杜拉斯灵魂深处有着强烈的东方情结。从未到过中国的她在越南嘉定市出生，在印度支那度过了少女时期，18岁时才回到自己的国家。越南是杜拉斯终生怀想的精神家园。正如《杜拉斯传》所写：“一直到生命的尽头，她还在不断地追忆印度支那的风景，那里的阳光，那里的道。”[8]在作品《悠悠此情》中作者运用很大篇幅描写了湄公河的美与壮阔，与中国情人第一次相见及最后分手的地点都是在湄公河畔，作者在晚年越来越迫切的思念故土，曾经印度支那的风景在她脑海中时隐时现，往日与中国情人的点点滴滴过往她也十分清楚地记得。她写道：“湄公河及其支流奔流到海，这水域消失在大洋的洞壑中，平野一望无际，河水涌流奔泻，仿佛大地倾斜一样。”[8]正是湄公河的壮阔绵延和越南火热潮湿的气候让白人少女如花朵般绽放她的容颜及情感，对中国情人来说具有致命的诱惑力。在小说中，我们一面回她绝望凄美的爱情一面随着作者的描写仿佛置身于越南西贡既熟悉又陌生的热带风暴中。
同时在20世纪法国人的心目中，遥远的东方世界既抽象又神秘，由于空间距离的遥不可及，它一直被西方人视为一个与自身传统背道而驰的“他者”，散发着永恒的魅力，而中国和印度支那则在不自觉间充当了东方世界的缩影。正如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说：“对于西方而言,亚洲一直代表着遥远、静寂、陌生的异域。”, “每一个欧洲人，无论他对东方人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9]当时的法国人对中国的印象继承了之前的神秘、辉煌,富有异域风情的好奇和崇拜，同时又不自觉地流露出身为殖民统治者高不可攀的种族自尊感。因此,杜拉斯作品《悠悠此情》中反映出来的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形象既美丽富饶又落后愚昧，集中体现在堤岸上中国城的嘈杂热闹，中国情人的深情懦弱，中国人整体形象的麻木孤独及情人口中家乡的古老封建，以上种种共同构建了一个深受同时期的法国等西方国家社会集体想象物影响的“他者”形象，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作者始终无法完全摆脱西方人头脑中对中国的集体无意识的樊篱。
综上所述,《悠悠此情》中的白人少女和中国情人均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从抽象的方面说,他们两人分别代表了西方和东方。”[10]西方角色白人少女身体里充满了男性的特征—理性、果敢、主动和不计后果，而东方角色中国情人脾性中却有着很多女性特质—柔弱、矛盾、苍白、唯唯诺诺。或许我们已没有必要对作品做过多的文本分析，杜拉斯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将作品中的人物从道德和欲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解释人物本身潜在的疯狂和执念，找到人性深处的美和丑，表现对生命实质的探求。杜拉斯的一生充满着孤独和理性，该作品讲述的不是故事，而是作者自己矛盾的情绪。她通过作品详尽阐述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对爱情、欲望、生死的思考，其反复建构已然乌托邦化了的“他者”中国形象更反映出她对西方殖民主义者主流意识的认同和颠覆。杜拉斯笔下的中国青年与印度支那的热带风光都变成了她心灵最深处的精神家园，传达出她对那片神奇土地永恒的眷恋和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