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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秦王说：“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秦王开始极尽其混肴是非的能力，反咬一口，现在我用安陵十倍的土地，让安陵君扩大自己的领土，但是他违背我的意愿，是他看不起我吗？批评安陵君不识好歹，轻视我秦国。他颠倒黑白，为其以后发兵安陵寻找借口，用其强盗逻辑为其以后的强盗行为开脱。面对秦王咄咄逼人的责难，唐雎从容应对，否定了秦王的“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的流氓式推测，进而说明了不肯易地的缘故：“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唐雎一方面不明确指出不肯易地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这一理由充分，无可厚非，理直气壮地回击了秦王。更凸显出了唐雎的足智多谋，能言善辩。
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国家的使臣，只身前往秦国，在秦国的朝堂上竟然在言语上嘲弄秦王，这需要多大的胆量和勇气啊。听惯了阿谀奉承、独断专行的秦王此时感到的是一个巨大的无形耳光扇在自己脸上。他暴跳如雷，撕下了伪善的面具，露出了狰狞的面孔说：“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不卑不亢地回答杀气腾腾的秦王：“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一句“天下缟素”将秦王的“天子之怒”打得烟消云散。唐雎抱着临危受命的心态拔剑而起，此时“伏尸二人，流血五步”是对秦王的恫吓，但“拔剑而起”是真真实实威胁秦王生命的行为，秦王弄巧成拙，而唐雎则化腐朽为神奇。此时的秦王又是一副嘴脸：“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夫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前后对比判若两人。秦王见风使舵、贪生怕死、老奸巨猾的丑态，其面孔转换之快令人佩服。同时衬托出唐雎伟岸、有勇有谋、不畏强权的英雄形象。
2.《唐雎不辱使命》的小说性质在人物语言方面的表现
老舍先生说：“语言脱离了生活就是死的，语言是生命与生活的声音”[4]。。小说中的语言更是如此，它也不能脱离生活。脱离了生活语言的小说只是闭门造车。小说的语言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职业、修养、年龄，也就是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小说是私立的陈述,是充分的个性化的。其话语承载着个人的经验、情感和思想。又以个人的语言经验和话语方式加以陈述。”[5]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唐雎不辱使命》一文的语言达到了这个高度。
战国时代，秦国由于变法逐渐强大，拥有吞并优尔国的野心，为了扩张土地，不断发动战争。这一时期社会形势复杂，各国间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国力和军力的强弱，还取决于谋臣策士的纵横捭阖之能力。谋臣策士成为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他们聪明机智，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为了个人名利和保卫国家，游说于各国之间，极尽从横捭阖之能。《战国策》正是通过谋臣策士的游说之辞来刻画人物，展现社会风貌。《唐雎不辱使命》作为《战国策》的名篇，分析其语言可以小见大。
《唐雎不辱使命》一文处处显露着纵横家的语言风格。我们且看文中辩论最精彩的部分。“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向我们展示了“天子之怒”、“庸夫之怒”、“布衣之怒”、“士之怒”的不同后果，其叙述好似一部有声电影，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天子、布衣、庸夫、士发怒后的表情，能听到他们的怒嚎，甚至能想象出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场面。语言形象传神，表达铿锵有力，字字珠玑。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指出：“战国说士之言，不免脆而易败。”此所谓“先立地步”，即指说唯其如此，驳斥敌说，弘扬己论，始如高屋建瓶，势若破竹[6]。《唐雎不辱使命》一文语言凝练，文笔犀利源自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