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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动作是唐雎“挺剑而起”后秦王的反应——“长跪而谢之”这里的长跪不是下跪求饶，今人娄可树对此处的跪研究后发现“秦王见唐雌要同他拼命,出于惊恐和尴尬，他也本能地取长跪的姿势，这样，在遭受袭击时，他可以随时躲闪或站起来自卫。”[8]这个“跪”字写出了秦王的狡猾，在经历了“荆轲刺秦王”这件事之后的秦王已经处处小心谨慎，处处防范。但是联系后文秦王对唐雎的吹捧——“徒以有先生也”可以知晓这里的“跪”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策略。若唐雎被秦王甜言蜜语的保证所迷惑，则秦王可以保命。若唐雎不被迷惑，真要与秦王同归于尽，他完全可以进行抵挡。这里显示了秦王的阴险狡诈，使秦王这个人物更加丰满。
二、《唐雎不辱使命》的小说性质在典型环境创设方面的表现
《唐雎不辱使命》一文的社会环境：战国时期，各国经过变法逐渐强大，其中最为强大的是秦国，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5年，秦国先后灭掉韩、赵、燕、魏四国。而作为魏国附庸国的安陵国，只有区区五十里，真可谓弹丸之地。在其宗主国魏国被灭后，它成为了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真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为纵横家的产生并崛起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而私学的兴起，培养了一批批的有识之士为纵横家的产生提供了人才储备。社会观念的改变为纵横家改变个人命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思想保障。本文《唐雎不辱使命》中的唐雎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这篇文章通过唐雎不辱使命的故事表达了当时人们对于纵横之士的期望和战胜强秦、捍卫国家的幻想，借唐雎的形象寄寓时人的理想，其实是面对强秦的压迫而自身无奈的心态的反应。
三、《唐雎不辱使命》的小说性质在故事情节方面的表现
在传统的小说中，情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渐明确了情节可分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组成部分。这大体上反映了生活中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1]。
本文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开端、发展、高潮、结局。首先是秦王派使者交涉易安陵而安陵王借故推辞是本文的开端，继而安陵王派唐雎出使秦国，与秦王的初次交锋是小说的发展，接着秦王“怫然怒”至唐雎的“挺剑而起”两人唇枪舌剑的博弈是小说的高潮，最终的结局是秦王屈服。
《唐雎不辱使命》一文言简意赅、字字珠玑，仅仅优尔百余字，却将一场激烈的论辩展现的淋漓尽致。这不仅仅是一场论辩，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刀尖上的舞蹈。但是，本文情节之离奇，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但是以文言小说的眼光来看待它，确实精彩。
《唐雎不辱使命》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确实是虚构的，之前有许多研究其真实性的论文，已对其真实性做出判断。例如：《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9]缪文远指出：“秦法，侍者不得操兵，此云‘挺剑而起’，何也？其词固多夸矣。”“然细案之，实辩士之语言也”。[10]再如陈丽芬从弱国无外交、形象过失实等方面进行论证，得出《唐雎不辱使命》一文故事情节如果作为史实经不起分析推敲[11]。由此可知，秦王之臣上朝尚不能带兵器，何况经历了荆轲行刺之后的秦王，必定更加严加防范。荆轲尚带一个匕首，唐雎之剑能带上朝吗？能“挺剑而起”吗？
大多数史学家向来喜欢将平淡无奇的历史故事通过对情节紧凑复杂的斗争场面描写，使故事跌宕起伏，变得曲折精彩。就像我们大多数人有猎奇心理，史学家更有甚之而无不及。我国古代小说与历史记载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唐雎不辱使命》具备明显的小说因素。本文一开始写秦王用五百里的土地换安陵小国五十里的土地，名为“换”，实为“抢”。安陵君看出了此中的端倪，不同意秦王的无理要求，为唐雎出使秦国埋下了伏笔，这是本文的开端。继而唐雎出使秦国与秦王当面鼓，对面锣的较量，在此之间穿插着秦王的“怫然怒”，唐雎的“士之怒”“挺剑而起” 至此本文发展至高潮。接着“秦王色挠，长谢以跪之”是本文的结局。同时这一系列的细节描写，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唐雎和秦王以语言之剑互相博弈的紧张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