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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是着重从创作角度来三论意境，但同时，他自己也认为“物境”与后两境有所区别。“物境”着重的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的描写，以此来构造诗人所要的境界，是明确地状物，隐藏地蕴意；而“情境”和“意境”中，是“意”、“思”和“心”，但是也并非完全没有“物境”的描述。这也使后人将他所论的三种诗歌境界形态归为二类：因“情境”和“意境”都是以反映内心的主观感情为主，王夫之将两者合并为一类，称之为“情中景”，继而称“物境”为“景中情”。而王国文也以此分类，将这两类意境分别称为“以意取胜”和“以境取胜”。
（二）王昌龄与诗歌意境的创造
王昌龄在《诗格》中还对诗歌意境的创造作了分析，实际上就是诗歌意境产生的三种情况，即所谓的“三格”：“诗有三格。一曰生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二曰感思。寻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三曰取思。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3]创造“物境”，只需“生思”即可；而创造“情境”和“意境”，则必须向“感思”和“取思”转化，即意境的创造要依赖在“目击其物”的基础上的主观情思与审美客体的契合，从而引发艺术灵感和艺术思想。
王昌龄第一次提出了“境”的美学范畴，将“境”引入诗论，扩大了境的内涵，完成了意境理论从佛学到诗歌领域的转移。虽然他所说的与物境、情境并列的“意境”与如今文学理论中成熟了的“意境”概念还不能完全等同，但却是已经在本质上触及了意境的基本内涵，可以说是开了唐代诗歌意境理论的先河；而且他还对意境的美学特征和创造方法都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唐代“意境说”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二、唐代诗歌意境理论的发展
自王昌龄以后，中唐时期，出现了另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理论家，那就是诗僧皎然。在中国古典文论的“意境”美学发展史上，皎然是一位重要的诗人和诗论家。他在提出了“诗情缘境发”的意境观、“取境”的诗歌意境创造方法和“采奇于象外”的意境审美特征，大大发展了唐朝的意境论。
（一）皎然与“境”的内涵
在《诗议》中，皎然阐释了他对于“境”的理解：“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偶虚，亦可以偶实。”[5]此处所说的“境象”，不仅包括了客观存在的“物象”，而且也包含了经过作家心灵的再创造而表现在诗歌中的物象。诗人通过构思、运巧，将众多的客观存在的意象凝聚、提炼而形成“境”，此时的境就不再是某一客观具体的景物，而是诗人的意中之象、意中之境，所以说它既是实的，也是虚的。
（二）皎然与诗歌意境的创造
在诗歌意境的创造上，诗僧皎然在他的诗作《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敡上人房论涅槃经》中提出了“诗情缘境发”的观点，形成了他的“缘境说”：“江郡当秋景，期将道者同。迹高怜竹寺，夜静赏莲宫。古磬清霜下，寒山晓月中。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翻译推南本，何人继谢公。”[6]他认为诗歌的创作多是在一定的境际中进行的，有了一定的境，进而才会有创作艺术的想法，一语道出诗情和诗境之间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