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苦难命题间的人物突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包含着某种“乡土中国”的生存启示录，正如余华所提及的“活生生的中国人”一样，福贵、许三观们从不质疑苦难何以到来、何以消解，仿佛世界即是平常，苦难即是与生俱来、无须诘问之命运，人物与苦难现实之间的关系时常紧张但又能通过和解达到平衡，这样反而形成了平常民众面对苦难、突破苦难的特殊意义系统。

（一）人物面临的苦难命题

《活着》叙述了主人公福贵一次次地被抛入命运的漩涡之中，其年轻时期作为纨绔子弟因赌博、孟浪的行径败家落魄，付出沉重代价悔悟后遭受的命运的无情打击，天灾人祸致使福贵身边凡与其有血缘亲情的生命一一消逝，然而在一次次绝望深渊之中他依然“活着”，最后同那头与自己影子似的象征物老牛度过残生。相较于《活着》中福贵对于生命苦难被动地承受，《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设定了“卖血”这一所指丰厚的行为意象，使许三观以某种异质气息照亮了他所生存的环境。小说围绕许三观一家几十年生活的喜怒哀乐，着重叙述了许三观十二次的卖血行为，其间大量使用人物的对话、呈现人物的外显行为，让人物沿着自己的方向奔驰。在两个文本的叙述中，饥饿、贫穷、死亡成为苦难的具体内容，面对反复的、深重的、无边的厄运和命运突然而至的变故，主人公们时常是悲痛不能自抑的。

《活着》中福贵唯一的儿子有庆因救官太太被过度抽血致死，福贵撕裂而崩溃的内心是不溢言表的，“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因家贫劳作被迫练就的跑步速度，在命运的作弄中成为其催命符。作为父亲的福贵丧失了唯一的儿子，在他无言的背后是无法指责控诉的痛苦。家庭败落带来的贫穷本就是极其不幸，然而这种贫穷却间接地催生了更大的不幸——死亡，甚至因在受饿后贪多噎死的苦根也无法避免因贫穷造成的死亡，血缘传承的中断对传统务农的家族而言是致命的。

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是在十二次的卖血中抵达生存的无限悲痛，在相当于“卖命”的卖血行为的深处，是许三观在所能为力的悲哀中，用最仅存的身体资本与残酷现实进行的一次次博弈，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他并未在承受生命之重中丧命。如同福贵一样，他无法抵挡不幸对自己的叩问，但许三观用最朴实无奈的行为避免苦难的深化与放大，在对抗苦难获得个人存在意义的支持。

（二）突破困境的对抗模式文献综述

作为一介草民，非富非贵无权无势的福贵与许三观并不直接对抗苦难的能力，他们无法像西方神话中的英雄西西弗斯那样，基于内心的强大和天生的神力抗衡无休止的惩罚。事实上，巨大的承受力即是两人内在力量的外化，也成为其“活法”的起点与基石。   

有人将福贵面对苦难命运的态度解释为一种主体性的丧失，此观点不尽然。其实由叙述中人物的立场反观其“活着”的恶劣环境，就可以发掘福贵在自身的渺小卑微之下忍受现实的必然性。土改中的家庭命运、期间凤霞的死亡、饥荒中外孙摄食时被噎死都是在历史必然性中发生的苦难，福贵的介入无疑是苍白无力的，而家珍患软骨病、有庆的死亡、女婿的建筑事故都具有极大的意外性，许三观多次卖血背后的原因大体上也可作如是观。尽管在厄运遭际中弥漫着某种命中注定的意味，但是人物在承受之上更有了对生存苦难的突围。相对于动机较为积极的“卖血求生”的许三观，福贵则是在“苦难即世界”的反复煎熬、挣扎中逐渐脱离，在纷争弥散、试炼冷却、亲人尽失中达到时间所赋予的境界，在苦难之痛的沉淀与丰实中超脱，最后竟似乎抵达了“无欲之境乃至高之境”的中国式生命理想状态。而许三观则是在肩负家庭责任中不断地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使其成为一切生活中苦难的回归点，从而在个人意义与利他层面上抗争生存中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