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研究者观点不同，黄欣认为焦仲卿是一个“叛逆”的形象。在其《试论<孔雀东南飞> 人物的悲剧根源》[4]中，他认为焦仲卿性格中由始至终的“叛逆”才是造成焦、刘二人悲剧的根由。他不认同研究者一贯对焦仲卿所做的 “懦弱”的定位，理由是焦仲卿有“上堂启阿母”惹阿母“捶床便大怒”的勇气。在黄欣的观点中焦仲卿的“背叛”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并列举了三个理由来证实自己的观点。第一，上堂激怒阿母体现了焦仲卿的勇气。第二，背母许诺兰芝：“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第三，对焦母所中意的“东家贤女”不感兴趣，心中只有妻子，最后更是追随其而去。

二 社会根源说

（一）封建礼教压迫说

这种说法最主要的矛头就是直指以焦母和刘兄为代表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对刘兰芝和焦仲卿这对追求自由与爱情的青年人的压迫。当然这种空泛的封建论是近年来研究者比较反感的文学论证方法，所以关于“封建礼教压迫”这一说，研究者也从多个角度做了研究分析。

如沈潜的《生命觉醒中的悲剧意识和死亡体验——<孔雀东南飞>悲剧意蕴探微》[5]不再将《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成因归于空泛的封建论，而是提出“自由意志与现实体制”发生冲突而产生悲剧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就脱离了以一种高姿态来审视文学作品的心理，而仅仅将这种“封建礼教”归于一种“现实体制”。王艳萍《<孔雀东南飞>悲剧成因探析》里认为愚孝政策是造成焦、刘悲剧的根由，这也是将空泛的封建论具体为当时社会的一种现状。王琼《再读<孔雀东南飞>》[6]中将封建礼教对刘兰芝的压迫具体到汉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刘兰芝渴望追求美好的爱情，实现自我的理想，可是现实却要她屈于封建礼教的安排。如果刘兰芝还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她可能也就这样委曲求全的过完了这一生。可是她的生命意识分明已经觉醒，她自尊倔强、敏感叛逆，她是如此的不甘愿屈服，那么死亡就成了她抗争的唯一出路。周榆华《从社会环境来解读<孔雀东南飞>的悲剧内蕴》[7]也很有新意的提出，《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是在汉末社会的现实环境、文化氛围和婚嫁习俗的影响下产生的。他认为焦、刘的婚姻悲剧其实折射的是在生命意识悄然觉醒的建安初期，婚姻不自主、生命不自由的一种社会心理状态。

（二）门第贵贱相悬说论文网

金业焱在《孔雀东南飞研究综述与教学建议》[8]中提到门第观念“此说自黄节始，萧涤非在其《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注引黄晦闻（黄节）语：

“贵谓大家子，宦台阁，贱谓妇也。贵贱相悬，遣妇不为薄情，‘何薄’，言何薄之有也？”

即是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两人门第悬殊，刘兰芝被遣，不能算是焦仲卿薄情。焦、刘的悲剧乃是他们由门第不同而导致性格、观念不同造成的。金业焱还列举朱东润、林庚、李士奇等人的观点。

白本松在《<孔雀东南飞> 悲剧的社会根源》[9]一文中也引用黄节《汉魏乐府风笺》中的这段话来印证“门第贵贱相悬说”。同时白本松指出《孔雀东南飞》故事所发生的时代，正值世族势力逐渐滋长，门阀制度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此时，在婚姻问题上门阀观念也正在形成，《孔雀东南飞》正反映了这一时期在婚姻问题上的特点。刘兰芝自小学箜篌，能诵诗书，她并不是真正的贫户，因此刘兰芝与焦母的矛盾不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而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等级之间的矛盾，表现是“世家贵族”对“寒门微族”的鄙视与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