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流年》中出现的“日光”多为耀眼、明亮、甚至灼烧，所以使整部小说笼罩在浓烈、炎热的气氛中，即便是寒冷的腊月，也会被正午的日光融化。“日光”一词在46万字的《日光流年》出现了近150次，再加上近百次的“日头”，使小说紧扣“日光流年”这一主题，给小说增添一份明亮的色彩，但却丝毫没有减轻对于读者而言的冲击感和压迫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阎连科描写苦难的高超技法，这不同于余华的暴力美学中的苦难小说，多为冷艳的笔调，让人仿佛身处阴间，在《日光流年》中让读者真真切切地体味一回在阳间的阴世之感。司马蓝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日光把他瘦成一把锈刀的脸颊照成了铁青色，接近死亡了，可在这时候胡同走尽了便清楚地看到日光了［5］（P27）”，这是很有画面感的一幕，“日光”虽耀眼却狭窄，仿佛人的回光返照，“日光”指引着司马蓝“回家”，这也正是阎连科的作品精神，那“奶与蜜”之地只有在“日光”中实现了，现实中只剩下“流年”。司马蓝的死是既定的，他不会因着权力和地位乃至作为而得到眷顾，这个充满着丑恶人性及矛盾对立面的主人公在小说开头就毫无悬念地死了。他的死在小说开头没有得到同情，直到结尾依旧没有得到同情。文献综述

《受活》里的柳鹰雀用猎枪打开了浓雾阴云，他就“听见了那白汁从云中汨汨流出的响动声［4］（P32）”，仿佛这“日光”真的听了县长的话，让它什么时候出来就什么时候出来，第三卷的第三章的标题“枪响了，云散了，日头出来了”对柳县长向往权力的心态起到了一个讽刺的作用，秘书与乡长的帮腔更加坚定了柳县长认为自己就是双槐县无人能比，无人替代的日头，老百姓的生与死都要感谢他，直到读到有人发现柳县长在给列宁准备的水晶棺旁也为自己备下了一个并刻上“柳鹰雀同志永垂不朽”时也觉得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了。柳县长对权力的渴望已经到了登峰造极地步，这也是阎连科小说的一个特点：始终贯彻着对人性丑恶的批判。柳县长是圆全人（即健全的人），双槐县还有那么多的圆全人，可他们身子健全了，人格却没有受活庄的残缺人健全，使得这部小说更好地剖析了复杂的政治生活，更有力地揭示了生命的本质。柳县长的敬仰堂是他在权力的道路上步步前进的精神动力，作者在第七卷第九章专门为“敬仰堂”作了絮言，那是柳鹰雀“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他“梦想”结束的地方。当柳鹰雀第一次走进敬仰堂的时候，“打开锁，推开门，首先看见本来倚靠在门上的日光哗地一下倒在了屋子里。［3］（P129）”仿佛这有形的日光长长久久的就为了等待柳鹰雀的到来，也为他的仕途增加了一笔神秘的色彩，体现了阎连科的狂想现实主义，使得整部作品交织在真实与虚无之中。《受活》中的“日光”多为傍晚的霞光或是黎明的曙光，与之相对的“月光”也多次出现在叙述中，使小说的基调较《日光流年》而言更为清冷。两部作品中的苦难如洪水猛兽，呼啸狂风，有人为的和非人为的，在时间与历史的长河中，人们来来去去，命运此起彼伏，外面的世界对耙耧山人的冲击跌跌撞撞，只有“日光”眷顾这里。

这听得见又摸得着的“日光”以最直接的方式诉说着这段现实和历史，让我们在虚构中穿越，在真相中思考。阎连科在对时间和历史事件中的把握可谓精准和巧妙，体现了阎连科对世界和社会认识的深度，这不同于一些其他类型的小说，要靠作者的生活背景和写作时代来探究文本，阎连科的创作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走出了意识形态的框架，走向了立场的“真实”，“真实”并不意味着“坚定”，这往往才是最真实的“真实”。在这部作品中的所有人物中，没有令人恨到咬牙切齿的人物，没有灾难的始作俑者，那些悲剧人物总是令人同情的，司马蓝、柳鹰雀这样的掌权者也无法逃脱“日光”的魔咒。在这里的有形的“日光”与无形的“日光”仿佛是真实与虚无的代表，但究竟何者代表了真实，何者代表了虚无，似乎无法判断，这就体现了强大的文本特点，作者没有对历史进行解构，也没有对时间进行拆解，这个文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真实与虚无相互转化。土地改革、大跃进、、……这些再真实不过的字眼是我们幻想小说时代的直接依据，可这世上当真会有令人无法长寿的喉咙症？当真会有那么可笑的当官者，耙耧山又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一切的一切都带领读者走入一种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虚无当中去，“日光”照亮了我们要寻找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