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在另一篇《宋辕文诗稿序》中，也曾经言及“风雅”诗歌的特征：“荡轶而不失其贞，颓怨而不失其厚，寓意远而比物近，发辞浅而蓄旨深。”[7]（p58）并认为自己诗歌创作的所得仅仅是“取材之雅也，辨体之严也，依声之谐也，连类之广也，托兴之永也”[7](p57)等艺术形式。即“风雅”的内容绝非仅仅是诗歌艺术形式之雅正所能包含的，内容材料、文体风格、声律韵调、比物连类，这些艺术形式要是能达到雅而不俗，沉而不虚的要求。而诗歌“风雅”最内在本质的则是表现出情感的纯粹、深厚，以及言近旨远，发人深省，起到振奋人心，教化民风的作用。而在《六子诗稿序》中，陈子龙又说道：“夫作诗而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途，讬物连类，而见其志，则是风不必列十五国，而雅不必分大小也”[10](p29)在这里，陈子龙将《诗经》“风雅之旨”的传统价值重新提出来立意。而我们也可看出，陈子龙重视“风雅”，正是看中了“风雅”有给士人排遣忧闷、疏导痛苦，并能对统治者及时地提醒劝谏的作用，这是从诗歌的功利性来提倡“风雅”的。

陈子龙倡导“风雅”，是对传统诗歌美学的回归，与其复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风雅之旨”不仅代表了温柔敦厚、凄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感抒发和一种响亮积极的风格，更是承载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以及对文明昌盛、民风淳朴的理想国家的向往，因此可以说，陈子龙追求的“风雅”，不但是对其诗歌复古美学的本质追求，同时也是对国家治乱兴衰的严密关注，以在文学领域里荡涤与治世不协调的颓败之音，挽回人心的淳朴高尚。陈子龙一生的伟大理想无非是“经世治国”，而这个理想也在他的诗歌中可见一斑，他认为的诗歌就应该是对社会国家的关注而不单纯是诗歌的美学。

（三）比兴美刺的诗教观文献综述

比兴美刺的诗教观其实是“风雅之旨”的深入发展。单纯的比兴承载的更多的是诗歌审美艺术手法，而与美刺的结合则转向更为功利的诗教观。美刺可以分解开来解释，"美"即歌颂，"刺"即讽刺。在封建专制统治者大力提倡美诗的时候，逐渐了解到刺诗也是帮助他们“观风俗，知得失”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加以倡导。而陈子龙对比兴的关注，是从政教的角度上出发的，他说：“诗之本不在是，盖忧时讬志者之所作也，苟比兴道备，而褒刺义合，虽途歌巷语，犹有取焉。”[10](p28)以比兴来作为诗歌写作的艺术手法，达到刺讥当途，“讬物连类而见其志”的目的。但是，应该说，对诗歌美学深有研究的陈子龙，又绝不可能局限于比兴的功利目的，比兴作为诗学的艺术手法同样为陈子龙所重视：“夫深永之致，皆在比兴。感慨之衷，丽于物色。故言之者无罪，而使人深长思，足以兴善而达情，此讬意之微也”[8](p97)，比兴之用，不仅能够让诗人通过比兴手法，压抑自己激烈的情感，并将这种情感转移到所兴的物象上，从而引起读者的联想、共鸣。

但是，想要真正了解陈子龙诗中的功利思想，就必须要理情陈子龙诗论中的“情”与“志”。明代前后七子虽已重“情”，但是他们的重“情”只是欲在复古的理论泥淖中，疏浚出一条沉淀尽模仿之弊的自由小河，还没有将“情”有意识地置于与儒家理论道德教化、国家治理相交织的“志”的高度上，但是陈子龙经历了明代晚期心学造成的社会混乱，故而能找回失落的传统诗教和社会文明，并在其理论批评中高歌“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