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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有爱情还不足以撑起一部好的电影。电影《画皮》的层层感情线索把观众带入影片，导演更是把自己的人生感悟蕴含在一条条的线索中、一幕幕的故事中。不同的是，这些人生体验与感悟都需要我们自己去领会。如果说导演把那些升华的感情融入到自己的电影中，那么将其中的精华还原放大就是我们所要做的。在电影中，这些主要体现在佩蓉和小唯身上。当小唯用千万百姓的性命去威胁佩蓉，逼她喝下毒药时，此时的佩蓉心里想的不是自己，也不是王生，而是那些无辜的百姓，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喝下毒药。至此，导演将佩蓉对王生的爱升华到对那些无辜百姓的大爱。小唯，那个叛逆、我行我素的女子，在影片中，当她得到别人的心时，总会说一句，“你不是爱我吗，连心都可以给我吗？”她的爱自私而率真，在她的观念里，只有死可以证明爱。但在影片的最后，为了成全王生和佩蓉，为了救所有无辜的性命，她选择了离去，用千年的修为换回了所有无辜的生命。她懂得了什么是爱，这种蜕变也为狐妖小唯身上增添了一抹人性的光辉。这些情感的纠葛，没有对错，没有好坏，有的只是对欲望的探讨和人性的思考。
二、情节的变化：从简单到复杂
主题的变化必然引起情节的改变，因此电影在时间、地点、内容、戏剧手法的运用等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首先，故事发生的时间。原著小说《聊斋志异》是清代蒲松龄的代表作，因此《画皮》的时空创作背景应是清代生活的一种映射。此时，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人们在思想上受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压迫，文化上固步自封、腐朽落后，那些现代的思想文化是不会出现在这个时期的。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是个体的想象天堂。”[7]为了使电影更具现代意义，陈嘉上导演将电影的时空背景由清代转向秦汉年间。秦汉时期，中国处在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思想开放，文化兼容并包。相对于明清时期的压抑，此时的思想文化更能被现代人所接受。
其次，故事发生地也有了较大变动。莫言认为：“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好作家，写作时，应该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和景物，放出自己的气。”[8]小说《画皮》故事发生地在市集上，这与蒲松龄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蒲松龄为了考取功名，曾经有几次短暂的游历生活。多次落榜之后，心灰意冷的他就在自己的家乡设馆教书，这也就决定了《聊斋志异》中场景的描述是狭小、局促的。
好莱坞商业大片的引进给中国观众带来了新的视觉盛宴，中国的许多商业电影也在转型之中。“中国电影正在经历从叙事到奇观的文化转变。”[9]用单一的叙事方式来拍摄电影已经不能很好地吸引观众来欣赏电影。因此，如何抓住观众的眼球，让观众享受视觉的盛宴是导演要考虑的重点之一。所以导演在电影中将故事的发生地转移到了西域大漠，并且臆想了一个叫做江都的小城镇。作为叙述场域的西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辽阔的地方，遥远、神秘、荒凉都是它的代名词。电影中的开场镜头也很有意思，漫漫黄沙中，一队人马伴随着驼铃声，缓慢地进入观众的视野。不同于城市的景观，这些大漠之景有效地扩充了观众陌生化的观影感觉，给观众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既迎合了观众的需求，同时也给这神秘、离奇的“画皮”故事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叙事空间。
再次，相对于蒲松龄原著《画皮》的简洁与朴实，电影在故事内容上更加复杂、多元化。原著小说的故事内容：书生艳遇——道士警告——挖心——贤妻救夫。故事体现了书生的愚蠢以及妻子的忠贞。电影的内容就丰富了许多，主线仍然是王生、妻子和女妖之间的故事。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几条辅线：小易与小唯之间的故事、庞勇与夏冰之间的故事、庞勇与佩蓉之间的故事。这些线索既错综复杂又彼此相关，使得影片内容更具现代意义和观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