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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万卷回顾“河道变迁”
在魏源《筹河篇》中，他纵观历史，这与其从小开始就不断专心研读史书，有很大的关系。也正是有了对历史书籍有了很好的基础，加上后来的游历，所以才能对黄河变迁在历史上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并能提出自己对历代黄河治理的详细分析和看法。例如，他指出，周定王时，黄河变迁，失去了曾经的故道，后汉王景治河，用堵塞汴水的办法使河归于济水，并筑堤修渠，使之行于千年。到魏晋、南北朝，迨唐、五代，都没有发生什么较大的河患，趋于稳定状态。这是因为采用禹兖州漯川故道的缘故。北宋时黄河开始北徙，几次复流故道，治河也只为以河界敌，防止侵入，而志并不是为了治河而治河。尽管到南宋绍熙、金明昌之际，河病敌，也是无心治河。元世祖至正中，开修会通河，几乎断北流，而专以一条河--淮河来承受全河河水，出淮河海口，一河之力，怎能独守黄河全水之压力？因而河患开始越来越严重。元末至正中又出现了北决。到明清史，其势更甚。他不仅从小阅遍群书，而且纵论历史，几乎对自周朝周定王以来的几千年关于黄河河道的变迁，进行每个朝代各自的分析，并总结了从东汉王景，到明代以来靳辅等著名治河家所制定策略的得与失，因而最后得出了黄河必将北面溃决的结论。
3、观现实探索“病财之由”
在魏源集的《筹河篇》上中，一开始就强调病河、病财的原由，并对原因进行详细的分析。其指出：“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但筹河用，不筹国用，故财成今日之匮。以今日之财额，应今日之河患，虽管、桑不能为计；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 1842年，中年的魏源著成《筹河篇》，分为上、中、下三篇来论述和证明这些观点。并在其观点之下，他认为在当时只言问题和做法，但却不能依照黄河的实际状况而去实践的人，因其无治河之能，而皆不足已共商治河。所以开篇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总结清朝建国以来每岁治河，且治河的费用愈来愈高的原因所在。
在《筹河篇》中，究其屡屡费增原因，魏源认为有二。其一，从国初始，清政府便忙于并重视黄河的治理。但治理的结果却是没有成效，反而因为黄河的灾害使得治理黄河束手无策，于是只能采用黄河堵口修堤等补漏的方式来治理。而由黄河带来的祸患，造成国家因治理黄河而大费钱财，严重危害国家民生大计。因此其说：“计自嘉庆十一年至今，凡十八载，姑以岁增三百万计之，已浮旧额万万，况意外大工之费，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今，更不可数计耶？” 其二，增设的河督等，造成河工和治河官员增多，费用也随即增多。
在清朝，国家全盛时期的财赋，做一个计算的话，总共才不过四千万的出入，而乾隆中叶之前，国家财政拨入黄河治理的费用，相对很少。但乾隆中叶之后，相比前昔则出之不穷。《筹河篇》中魏源说：“然则今日舍防河而言治河可乎？惩糜费而言节用可乎？曰无及矣!”
二、遵自然：“抑治河之拙”
对于黄河，在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中曾经这样描述：“黄河是自然界的一员，它的行动受着自然条件所范围、束缚的；它不能从低洼地面，忽然跃越丘陵；它不能从建瓴趋势，忽然临崖勒马；它不能改变地质、土壤来便利自己的通行，遇着坚冰溶解、霖雨连旬，它不能减少它的收容；要是沍寒冻结，赤地千里，它不能加增它的流动。”
而关于黄河的治理，在汉以前，是没有整个计划的治河方案的，即使到了北朝和唐代时期却很少谈及治河，后来的两汉、北宋、金、元几个时期的治河，基本上都是要么修新道，要么选择旧道进行治理。所以，造成到明以后黄河的治理就又增加了一层很大的障碍。再加上 “盖至元以前，河自为河，治之犹易；至元以后，河即兼运，治河必先保运，故治之较难。” 造成了黄河治理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