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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年，因沿袭旧制度，治河没有专门的官员。到了成化七年，命王恕为工部侍郎，总理河道。总河的设置，就从王恕开始。这同时也说明明朝比前朝更加专注对黄河的治理，。明时对于黄河治理的方法研究也很多，特别是在潘季驯四次治河之后，例如张企程、杨一魁等人都对此有很多的看法，在总结潘季驯治河的基础上，对他的治河方法加以深刻批评。这些辩事者既有专职，言论也有头绪，按理来说治河的方略也应该是跟着进步的，结果却不以为然，就连提出的计划无非都是搬演着就时的那一套方法。潘季驯的治河理论，尽管不是无懈可击，却向来被清人推崇，因其治河必有可借鉴的地方，只是不能彻底治理偌大黄河频繁的历史变迁。可想而知，面对黄河，是没有仅靠一种方法就能治理得好的，也没有找到治理黄河能一劳永逸的方法。
明代时河患依旧是十分严重的，而河道变迁愈加地频繁，当时的潘季驯能针对黄河乱流的情况，以此躬身力行于采用束水攻沙的办法来实现他的理论，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但是，潘季驯依旧局限于河南以下的黄河下游一带的治理，忽视中游地区泥沙的来源区的治理，治河不求去治理根本和源头，势必不能有多大的成效。泥沙来源问题不从上中游加以治理，而仅仅只靠束水攻沙的措施，想要把全部泥沙输送入海是不可能的，这当中必会有一部分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里，造成之后河水泛滥等问题。在潘季驯治理黄河后，仍然不能解决局部决口改道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当初蓄淮刷黄的效果。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黄河夺淮入海造成的。明显的黄强淮弱，流入淮河造成淮河流域的淹没面积不断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地扩大，将成为威胁泗洲以及明祖陵安全的隐患。由此可见，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潘季驯等所采取的黄河治理措施，在明清时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黄河带来的危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