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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武侠小说与欧洲骑士传奇中人物的比较
中国武侠小说与西方骑士文学的差异不仅表现在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方面，而且直观地体现于文本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是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一）人物出身和社会地位的比较
骑士是中世纪欧洲上层社会的产物。以出身而言，最早的骑士来自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后来骑士土地采取世袭制，于是形成了固定的社会阶层——骑士阶层。骑士属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阶层，是封建制度的中坚力量，参与国家上层政治，有着强烈的阶级观念。他们虽然属于贵族的最底层，但“骑士制度中有骑士不得与平民交手的规则，可见骑士精神的贵族气质。它看重身份、注意修养、恪守誓约、尊重法规，是一种使社会有序化的文化精神。”[4]而中国武侠小说中的侠士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有闾巷布衣之侠，也有卿相之侠，有义侠、游侠，甚至还有劫富济贫的“盗侠”和不让须眉的“巾帼女侠”。侠士们没有形成稳定的社会阶层，是一个十分特殊而活跃的社会群体。他们虽然有时也参与政治，但从整体上说他们的阶级观念比较淡薄，经常被认为是破坏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潜在力量。
比较来说，欧洲骑士传奇具有很鲜明的阶级性，而中国的武侠小说呈现出阶层的多样性，更为大众化，为百姓所认可。
（二）行侠动机的比较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欧洲的骑士受一定的法律保护，有严格的规章制度，骑士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忠君，护教”是他们行动的信条。职责和宗教情绪使骑士在心理上产生出一种庄严的社会责任感，并为此付出了虔诚的皈依和牺牲。一个基督教武士，如果兼具宗教、战争、荣誉这三个灵魂，方为一个完美的武士。骑士抱着建功立业、加官晋爵的信念，其行为动机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中国的侠士与欧洲的骑士不同，他们性格粗犷豪放，不拘细形，狂荡不羁，我行我素，只凭血性和义气行事，无法忍受循规蹈矩一板一眼的生活方式，甚至还有许多江湖上的恶习。侠士没有强烈的拥君护主观念，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有的只是鲜明的自我意识和社会反叛精神。郭靖明知大宋君主昏庸、政治混乱，但依然多年驻守襄阳城，抵御蒙古鞑子的侵略。他并不是为了大宋皇帝而战，而是为了襄阳城的百姓，为了不让百姓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侠客们不是以现实利益作为行动出发点来处世行事的，而是以“仁义”为价值观树立起行为准则，约束自己的行为。他们推崇的是行侠仗义不留名。侠的行为只关乎正义感和道德感，与名利无关。
归结起来，西方骑士的行为动机是忠君护主观念下的为荣誉而战，而中国的侠客动机无非是四个字：行侠仗义。
（三）侠义精神的比较
中国侠客的侠义精神常常集中体现在剑意象上。剑是侠客们英勇精神的象征，时时规范着中国侠士除暴安良的正义斗争精神，使他们以攘除奸佞、伸张正义为己任。“士为知己者死”是自古以来就已经形成的武侠最牢固的信念；“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武侠的精神信条；“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侠客们的道德原则；而守信重诺则是侠客们最根本的人生观，也是武侠阶层伦理观和道德观的核心。就如《神雕侠侣》中借郭靖对杨过所言，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这才是侠的最高境界。郭靖毅然决然地扛起保家卫国的大旗，文护民族大义。这里的民族大义并非是朝庭皇帝，而是侠客们认为自己应该和必须肩负的社会责任。中国武侠小说中所描绘那些的刚猛无畏、勇敢果决的血性人物，使读者精神激越，给人以力的感召，他们的胸襟和气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重礼轻法，中国侠客往往冲动有余，文明不足，快意恩仇而滥杀无辜的行为，父债子还的落伍的因果报应思想在侠客文化中得到流行，也体现了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丑陋的一面。”[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