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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的变革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变迁，对科举制度的影响来看，宋代社会为文官政治的完全确立提供了条件。宋代时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均田制彻底走向崩溃，土地国有制向私有制发展。有钱有能力的商人、地主等通过购买兼并等手段集中了大量土地，而日益没落的士族地主则失去了昔日的经济基础。这使得原来占有少数土地的庶族地主的力量不断增强，士庶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以往的门阀世袭政治也就失去了阶级基础，从而为科举制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为文官政治体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宋太祖时开始实行文治政策，致力于用文官代替武官。随着统一战争中疆域的扩大，需要大量的文官充任到统治机构中。于是，统治者重新选择了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取士制度，使更多的地主阶级的读书人获得入仕的途径，扩大了统治基础。这些通过科举途径为官的人分散到王朝内外各个部门，真正的推动了文官政治的完全确立。宋代的科举制度为什么能大规模的促进文官政治的完全确立？第一、科举制度录取的主要是文官，且文官的升迁速度很快。这是由宋代文治政策决定的，文官在官员中的地位要比武官重要，体现在科举中独重进士科，王安石变法时提出只设进士科，进士科中先考诗赋，后策论。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策论成为重点。但无论怎样变化，都体现了文官的选拔是主流。而且这些科举出身的读书人一经录用，就可以直接授官，更受统治者的重用，在政治的升迁上更快。“第名列前者，或十年而至公辅”“名公卿皆由此选”。[13]第二、科举制度录取的文官数量很多，“整个宋代,每年由科举入仕的平均人数是361人,约为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14]时人叶梦得说“本朝以科举取士，得人为最盛”[15]。而且这些文官分布在各级政权之中，正如宋人柳开在《河东集》中所指：“上自中书门下为宰相，下至县邑为簿尉，其间台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见奇能异行，各竞为文武中俊臣，皆之上所取贡举人也。”[16]如此，各级政权中很快的被新进士占领，由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组成的文官政治真正完全的确立起来。第三、科举制度与隋唐相比，更加公平合理，更加完善，使更多的读书人能够“学而优则仕”，扩大了统治基础，科举成为读书人做官的正途。主要是在科举考试方式上更为严格，一个是“罢公荐，停公卷，短用情之路”[17]。公荐是汉魏荐举制的残余，那些权贵之门直接掌握着举子们的命运。公卷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一个程序，即考生将自己平时所做的文章献给主考官，作为考试成绩的参考，作弊者因此钻了空子。另一个是“弥封、誊录制度”[18]。弥封是为了公平起见，将试卷上考生的名字糊住，以防考官辨出，称为糊名。之后交给誊录院，命专人誊写一遍交给考官。还实行锁院制度，考官和考生同时进入贡院后，从拟题开始到考场的布置，监考，直到考试结束方可出门，期间不得回家、访友，限制了主考官利用职权舞弊的可能。这些措施使更多的下层知识分子增加了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因此，科举考试制度的完善深深打动着千万读书人的心坎，读书人应试几乎无任何出身限制，而且很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到宋代尤其是宋仁宗时，选拔官员完全是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大量文人出身的官员进入统治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制度成为宋代文官政治的完全确立的制度保障。第四、科举制度选拔出大批饱受儒家文化教育的读书人，他们深知民间疾苦，有卓越的政治远见。出现了许多忠心于大宋王朝的政治精英、治世能臣，为宋家天下的长期文持做出了重大贡献。如出现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精英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出现了吕蒙正在神宗夸耀天下太平时敢犯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