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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宋派”成员组成
“唐宋派”在总体上主要师法韩愈、欧阳修、柳宗元、曾巩等唐宋八大古文名家，但是每个成员在创作实力和创作风格上实在有所不同。王慎中（1509-1559），字道思，号遵岩居士，当时与唐顺之、李开先、陈束、赵时春等人号称“嘉靖八才子”。仕至河南左参政。他著有很多著名的散文，著有《遵岩集》。其中收录有包括书、序、志铭、传、祭文、记、墓表、碑文、行状等十几卷散文。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他开始主张学习秦、汉古文，后来志趣转向曾巩。他的散文《游清源山记》一文就和欧阳修《醉翁亭记》一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文立意高深，平易自然。《海上平寇记》也颇具特色，语言新颖，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曾南丰文粹序》也是他效法曾巩的最为典型的一部文学作品。他的作品《送程龙峰郡博致仕记》是专门对明代科举考试和用人制度提出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精神面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高度。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被称为荆川先生，倭寇侵陵东南，以郎中视师浙江，升右都御史，巡抚淮、扬。著有《荆川集》。他在（《荆川先生文集》卷七《与王遵岩参政》）里对曾巩有着极高的评价和爱戴，可以说他最后对曾巩的态度达到了推崇备至的地步。并提出了著名的“本色论”。他所提出的论点正是符合他的价值观念和理想道德，比如在《答蔡可泉》中认为诗文要阐释理学道理。他的诗歌表达情感的方式通常都是直抒胸臆。他在诗歌语言方面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仕至大名兵备副使。著有《白华楼藏稿》。他学古取法的态度比较符合中庸之道，并不显得十分狭隘和偏激，他曾经采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大家之文，编成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并认为这些才是“正统”。最后还有被称为“唐宋派”文人中文学成就较高的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号项脊生。昆山人。是明代著名的散文家。善故。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人。后来被人称为震川先生。授长兴知县。著有《震川集》。他是在“唐宋派”里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因此他本人也代表“唐宋派”在整个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首先是归有光在文学语言风格上平淡雅洁，典训不芜。归有光的散文语言合乎雅文学的特点，充分吸收俗文学语言养分，并加以提炼，他有意追求平淡风神，从而形成了如此清新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例如他的《送同年孟时之任成都序》，笔法和感情所用到极致，语言表达准确而又深刻，给人难得的联想和回。这无疑是作者诗才、人品高人一筹之所在。他的散文总体而言，清新简朴，古朴醇厚。可以说，在散文方面，归有光既推崇司马迁《史记》“能得其风神脉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又崇尚唐宋诸大家的文学理论主张。他为“唐宋派”的发展无疑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唐宋派”的主要成员从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都在明代中期不仅自身文学造诣上都有很大成就，而且为明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和重整明代文坛风气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们无疑在当时的时代各有千秋，值得敬佩。
二、“唐宋派”的文学主张
（一）文以明道
在创作主张上，“唐宋派”首先强调文以明道的正统思想。“文以明道”是“唐宋派”核心的文学思想，故其根本性质乃是“道学派”，与中国历来尊崇的儒家正统思想所提倡的主旨和要求是密切相符合的。他们的主要成员都在这方面几乎都有所发言：唐顺之在《答廖东雩提学》一文中曾明确提出文和道不能看作是两种分开的事物，而应该是将文章用来说明道统的用处上来。王慎中在此也借着欣赏曾巩文章之时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思想应该出自于道德，他无疑将文道一元论的思想看作核心的观点主张。他在文章的句法和章法的运用上，和对文章法度的理解和运用显得略高一筹。可以说，他在此延续了明代中期重视格法的文学思想和主张。唐顺之认为在写作前作者应该具备自身的完善的道德素质修养，加强道德涵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感受到圣贤之道，这样做文章自然就将道德涵养融注于文风之中，融为一体，写出的文章才能堪称佳作。最后归有光也和其他主要成员一样，把儒家学术看为根本，坚持文道合一的观点。他在《雍里先生文集序》里说道“以为文者，道之形也。”故文非圣人之所能废也。这里也强调了文道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能割裂开来。这虽然和唐宋八大家强调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并无多大区别，但是也是明代对文道统一这一理论基点的继承和发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