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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当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觉悟，有着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但因为对时局的认识不足，纵有救国热情却不得救国之路。凭借着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胡汉民一路求索，日本求学、力图教育救国、直至最后看清现实，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者，这一切的尝试和付出都是以一颗赤子之心作为支撑的。胡汉民首次留学日本期间曾做五言诗《为平田氏题蠖屈图》，通观全诗，已可见其回眸历史与放眼世界而奋起救国的民族革命思想。
若说是国家的危亡唤醒了胡汉民爱国救国之志，那么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则感召他认清现实，走向革命。胡汉民本是心高气傲之人，但对孙中山却是崇敬不已。加入同盟会后，由于工作的关系，胡汉民与孙中山的关系日益亲近，对孙中山的了解也日益深入。在胡汉民眼中，孙中山不是汉高、明太一流，举事只为个人，而是为了国家兴亡命运奋不顾身的新时代领袖。他不仅佩服孙中山的才干，更钦佩他待人接物的态度，不涉矜持，亦不寒暄敷衍。正是因为对孙中山的崇敬和欣赏，胡汉民甘愿放下文人的自矜自持，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他深感：孙中山“以如是之认识力、判断力、更自强不息，故无时不立于群众之先头，而为之领导者” 。
就胡汉民而言，对孙中山的追随终其一生，自称“总理在世，汉民以总理为，总理去世，汉民便以为总理”，后来甚至发展为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和在革命领导层中独尊孙中山。尽管胡汉民常固执己见，甚至与孙中山发生过争执，但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总是遵从孙中山，或站在孙中山一边。
（二）救国尝试的失败和现实的引导是客观原因
在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之前，胡汉民为救亡图存有过多次尝试。在反满思想的影响下，胡汉民放弃了“学而优则仕”封建知识分子“正途”，20岁就以广州《岭海报》记者的身份投入了救亡图存的征途，此后他留学日本，希望在革命人的海外活动中心寻找革命同志和救国道路，但那时留学生的政治思想还处于转型阶段，革命思想并没有确立，日本留学生群体虽然都有明确的反满情绪，但这样的混乱环境根本不能给胡汉民指出正确的救国道路，胡汉民苦于不得革命的方略，只好从教育入手。这样的尝试并不是胡汉民个人的尝试，而是中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的尝试，他们希望从教育入手，先改造学界，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
然而在封建专制的淫威之下，新教育根本难以生存，即使能够播下革命的种子，也会被扼杀在萌芽阶段。胡汉民曾在广西梧州中学任教，他要求学生爱国上进，并将民族革命的宣传贯穿于教学之中，这在当时无疑是大逆不道之举，甚至面临杀头危险。胡汉民是个严谨慎重之人，他虽然向学生们传播新思想，但并没有给统治当局留下“革命逆贼”的把柄，保全了性命，可正是这重重危机，让他认识到救国之艰辛，面对旧势力的强大阻力，教育救国根本就行不通。
一方面，救国尝试的失败对胡汉民的思想转变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他意识到救国应从政治入手，再渡日本学习政治法律理论确立了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另一方面，现实的众多救国事迹比较也坚定了他“政治革命”决心。从公车上书开始，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都是救亡图存的有力尝试。这些运动虽然对胡汉民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相比较而言，孙中山的革命起义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且是新思想引导下的革命性起义，而不是封建势力的循环接替，亦不是封建社会的改良运动，这无疑对胡汉民有着更强的吸引力。因此，成为一名资产阶级革命者，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运动是胡汉民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