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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语气词研究概说
语气词是汉语的一个重要特征，主要作用就是表达某种情绪，因此理论层面上讲，汉语和语气词应该是同时产生的。但语气表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语气词到底起源于什么时候，还尚未可知。根据相关文献，汉语中某些语气词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例如，《尚书•商书•盘庚》中已见“哉”的运用:“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但是此时句首助词、句中助词也很多，句末的语气助词便不突出，而且句末助词也不完全是用来表示语气，往往在句中起陪衬作用。春秋战国以后，各种历史散文、哲理散文及荀子、韩非等人的论辩性文章大量出现，用不同的语气来抒发感情、传达意愿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种表达手段，语气词也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秦汉时期，如毛亨、郑玄等训诂大师早就敏感地观察到这类特殊词，并在经传释辞中作出了一些相关说明。除此以外，古代很少再有专门研究语气词的著作和论文。
《马氏文通》作为我国第一部讲语法的著作，被研究现代语法学的学者奉为汉语语法学开山之作。《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是西方语言学理论传入中国的介绍人,此外他还自觉自发地意识到了“虚词”和“实词”的区别，为汉语词类系统的确立带来了契机，他认为“虚词”中的“助字”是用来表达语气的。他提出“助字”可以分为“传信”“传疑”两大类，能够归为“助字”的词必须位于句末，用来表达某种语气。
80年代以前，由于语气词意义模糊，系统封闭，用法复杂，学界对这一词类关注较少，研究成果相对贫乏。80年代后，在汉语语法研究不断深刻化和系统化的基础上，专门描写和分析语气词的论著逐渐增多。赵元任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被视作方言语法和方言语气词研究的开端。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汉语语气系统。陆俭明、胡明扬等学者开始尝试从语法、句法角度来分析和研究普通话语气词，这也为研究方言语气词拓宽了思路，胡明扬《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范慧琴《山西定襄方言语气词研究》、赵媛媛《成都方言语气词研究》等文章都详细描绘了各地方言中的语气词。
但是,从共时层面来看，对语气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在普通话语气词和方言语气词的研究中，许多基本理论问题尚未得到妥善的解决，系统性和理论性还有待加强。其次，学界普遍将普通话语气词归入语法学范畴，而把方言语气词归入方言学范畴，因此对普通话语气词的研究较为深入,研究方法和角度都有所突破，而对方言语气词的研究大部分仍停留在描写层面,方法上偏于陈旧，形式上过于单一。但事实上，普通话语气词和方言语气词本质上都属于语法范畴，对二者的研究应当取长补短,目光长远,这样，研究工作才能取得长足进步。此外,语气词语气意义模糊,必须在语用过程中结合具体句子来考察。目前,学界就基本语气词的意义、作用等问题依旧没有得出相对统一的结论，因此，语气词的研究也就难以形成一种大气侯。
从历时层面上看，语气词的研究近年来发展较快，学界涌现出许多高质量的文章对部分语气词的历史流变、语法意义等作了具体而深入的阐释,如刘勋宁的《现代汉语句尾“了”的来源》、曹广顺的《语气词“了”源流浅说》、江蓝生的《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等。孙锡信的《近代汉语语气词》寻根探源、全面系统地剖析了语气词演变所历经的几个重大关键时期,探讨了语气词使用的方言差异问题和历史上某些语气词在方言中的流变问题。因为语气词具有表音的特点，而书面材料中记录的语气词的读音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改变，由此引发的误差或许会阻碍研究的发展。所以，理想的研究方式是将共时与历时结合起来,将方言语气词的特点和历史流变都考虑在内，对语气词进行详细考察,把研究带上一个新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