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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沉沦》的主人公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反抗专制弊风，被学校开除，又被社会所不容，结果成了“忧郁症”，既有个性解放的需求，又面临着爱国情怀被压抑，只能不断地绝望以此来麻醉自己，戕害自己。
“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槁木的二十一岁！”
“死灰的二十一岁！”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原来日本的妇人都不穿裤子，身上贴肉之只围着一条短短的围裙。外边就是一件长袖的衣服，衣服上也没有纽扣，腰里只缚着一条一尺多宽的带子，后面结着一个方结。他们走路的时候，前面的衣服每一步一步地掀开来，所以红色的围裙，同肥白的腿肉，每能偷看。这是日本女子特别的美处；他在路上遇见女子的时候，注意的就是这些地方。他切齿地痛骂自己，畜生！狗贼！卑怯的人！也便是这个时候。
——《沉沦》
又如《茑萝行》、《杨梅烧酒》里的人物，原来也希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可却面临着社会上的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迫。如《茑萝行》中的“我”，为了妻儿的生计做教员，当记者，跑当铺，低三下四，却始终摆脱不了贫困的状况，此外还有精神的空虚时时包围着他们。他们被生活的苦闷缠绕，最终被社会挤压成颓唐堕落的“零余者”。他们同现实社会势不两立，宁愿穷困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黑暗的世道，诅咒无良的剥削，或者以种种变态行为来表示反抗。郁达夫创作的这些“零余者”，其实是对他自己的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犹豫、软弱、直露、自卑是“零余者”形象共同的心理特征。他们不光是物质贫困，而且存在一种精神匮乏。他们由于受到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对社会变革有着强烈的愿望，却缺少实现这种愿望的毅力和勇气。他们彷徨，他们哀愁，对生活中的一切哀愁。理想的破灭和生活的贫困让他们不再有热切的盼望，只活在压抑和感伤的痛苦之中。在夹缝中诉说“多余”的悲哀。
站在作家的角度来看，“零余者”的出现，对于它所处时代的民众心理和思想观念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和引领。“零余者”虽是行动的矮子，但某种程度上却是思想的巨人。他们时常以苦闷彷徨的状态扮演着先知先觉的角色。他们的神经比常人敏感，他们的眼光比普罗大众更加锐利，他们更能看到社会的一些顽疾，从而从自己的生存状态或有意或无意地揭露着一种社会变革的紧迫。
“多余人”的形成，是一个向自我放逐和堕落的过程。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学形象，作为一种作者负面情感的代表性抒发，“多余人”的形成，是带着在社会现实强烈刺激下的激烈的情绪和心理反应的。这种激烈往往是负面的，充满消极色彩。
“多余人”形象出自于俄国文学，较早的当是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 奥涅金》中的奥涅金。俄国文学中有着丰富的“多余人”形象系列。这一系列形象完整地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剧烈动荡时期人们面临的精神痛苦和人格分裂。这也得益于俄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文学与时代密切关联。这时期俄国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而西欧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俄国封建农奴制社会内部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此同时，国外先进的思想配合国内阶级斗争愈发剧烈的大潮推动了贵族阶级内部的分化。一部分青年开始“睁眼看世界”，扮演了聪明人的形象。这部分属于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眼光锐利，较早觉醒，新随时代变革的大潮，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他们不甘心沉沦，有迫切变革的要求，却没有与贵族阶级决裂的勇气和毅力。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由于阶级特性，又无法接近人民群众，无所事事，浑浑噩噩，精神犹豫，焦躁不安。所以，“多余人”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