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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一贯乐意于描写的“暴力”，在《活着》中转化为对生活中一系列辛酸磨难的描写。余华没有用日常所熟知的一套语言系统去传释他所要表达的情感，他用作品中主人公所特有的话语，以犀利的笔触穿透生存的表象，通过福贵的讲述，以虚幻和现实的交换转化为生与死的交替。运用冷峻的叙述语言，体现出作者对于底层人物的关怀，主人公平凡朴实的叙述，却是对于民族“痛心史”的深入挖掘。
（二）俚语、口语的使用
“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头牛不耕田？”[1]这是福贵吆喝疲倦老牛的话语，让我们看出了作为农民的福贵，相信一个人还是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这也正是在他经历了一系列辛酸坎坷之后所悟出的人生道理，正是这样的话语赋予了文本特有的乡土气息。福贵眼看着自己好不容易赢来的钱堆砌得如小山坡一般时，却又像洗脚水似的倒了出去。作者在此时，以倒洗脚水比喻福贵散财之势，贴切恰当，完全符合这个作为没上过几天私塾的福贵这一农民形象。
“从前，我们徐家的老祖宗不过是养了一只小鸡，鸡养大后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变成了羊，再把羊养大，羊就变成了牛。”[1]这段话在文中出现了三次，前两次是在福贵输完家中的全部财产时，他对自己的埋怨。最后一次是在二喜死后，苦根跟着福贵生活时，福贵安慰苦根所说的话。作为破落地主家的少爷，他一直重复着父亲对自己说过的话，他渴望自己能够再创徐家的辉煌。正是这段福贵一直重复着的话语给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使得他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磨难之后，依然选择了坚强面对，因为他相信只要人还活着，就一定会有希望。鸡、牛、羊这些家畜是封建地主家庭中最为常见的事物，从鸡变为牛的过程，由小到大的顺序，话语通俗却让人体会到徐家创业的艰辛。作者采用这样的描述也正体现出中国农民积累致富的传统思维以及底层人物粗俗的讲话特点。
余华的《活着》是对鲁迅看客命题的延续，中国人作为看客的形象在文中又一次体现。当队长被红卫兵指成是走资派并强行拉走时，“我不进城，乡亲们哪，救救我，我不能进城，进城就是进棺材。”[1]这是队长伸直了脖子的呼喊，队长用“进棺材”来形容进城，体现出队长当时恐惧的心理。但是大伙谁也没上去阻拦，因为谁也不想被牵连。通过福贵的角度来叙述队长被红卫兵拉走的这件事，体现出他们作为看客的怯懦，也让人体会到文革时期中国制度存在的严重失误，给人以深深地震撼。
《活着》这部作品中人物的话语不是华丽措辞的堆砌，而是以口语的形式展现出来，使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活生动。口语、俚语的使用，体现出作品中人物形象原生态的生活现象，一句句老百姓最朴实的话语，承载的是他们对于活着的无限渴望，也传达出作为时代和社会的底层人物，他们只能顺从，毫无反抗的无奈之感。
二、《活着》的叙事特征
作者在作品中使用的叙述策略，将主人公置于充满悖论的历史环境中，让主人公自己去经历一种难以理解源!自`优尔~文)论(文]网[www.youerw.com、啼笑皆非的生存困境。作者在叙述时虽丝毫不掺杂自己的感情因素，但却把一切都安排得与人们的善良愿望相反，一系列循环往复的死亡与苦难，体现的都是命运的安排，令人欲哭无泪。
（一）叙事角度
在传统小说里，“我”是一种全能的存在，作为叙述者，他可以掌控作品的发展脉络，亦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物，使他们各显其能。“在余华的小说里，叙述者‘我’的功能发生了彻底性的改变，根本无法驾驭作品中所出现的人物。小说的情节、人物不再是像以往的传统小说一样跟着作者的安排走，而是文本中的叙事跟着作品中的人物走。”[2]在传统作品中，叙述者就是上帝，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但是在《活着》中，叙述者不再是无所不知的解说者，他除了重复一些简单的动作、语言之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规定，他让人物矗立在命运之流中，将故事的发展安排在作品中人物的自我叙述中，不为其指明方向，也不再安排事物进展的程序。在叙述时，“我”完全无情感投入，“我”在作品中唯一的作用就是为了作品中人物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