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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人生仕途虽然极为不顺，但是却始终记得“以道事君”的人格理想,可以说，他是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精华。在中国古代，“士”居“四民”之首，士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故“士”与“君子”大致具有相同的道德和文化使命。苏轼年轻时就对当朝的欧阳修、范仲淹等忠君报国、心怀天下的贤臣们非常崇拜。后来在《沁园春·孤馆灯青》中抒发志向抱负：“有笔头千字，心中万卷，致君尧舜，此时何难！”。熙宁八年苏轼任密州太守，他又写下了豪言壮语《江城子·密州出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他忠君报国的一腔热血。其实我们通过苏轼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他一生仕途坎坷，而又始终不渝地心系国家社稷，忠君是苏轼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一部分。苏轼“以道事君”，确实有一颗救国爱国之心。《宋史·苏轼传》论其“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4]正是对苏轼人格风范文章政事全面而高度的评价。
（三）卓尔不群的人格精神
(1)个性特点上的性资疏率
苏轼本是宋代非凡的文学人才，而且还具有优秀的政治才能，为什么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在政治上始终不顺利呢？其实看起来是有多方面的原因，很是复杂，但是其“性资疏率”的性格特点，还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原因。苏轼早年的恩师张方平曾说：“早识其尝为人，起远方孤生，遭遇盛明之世。轼自谓见知明主，亦慨然有报上之心。但其性资疏率，阙于慎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5]苏轼强调真性情，即“多态多情”的人，他曾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率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之哉！”[6]。这里表现的就是苏轼的真诚坦率、毫无保留的可贵精神品质。可是祸从口出却又是中国古代臣子谨记的教诲，虽苏轼真诚如一，也防不了深于城府，阴沉险恶者常利用别人的真诚置人于死地。真诚坦率容易招惹是非而获罪，即使俗世小民也知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所以苏轼也常受亲友的提醒与劝诫。妻子王弗常提醒丈夫注意阴险逢迎小人，弟弟子由与旧友章惇亦时常劝他慎择交、戒口舌之祸。可是苏轼却听不进去，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依旧我行我素。
（2）政治见解上的独立不惧
苏轼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保守措施尽废新法，受到了新旧两间的排挤。虽然他在政治上趋于旧，但他也会有改革政治的要求，这就体现了苏轼在政治见解上独立不惧。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从两人的政治不和就可以看出。苏辙《墓志铭》云：
公议上，上悟曰：“吾故以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公辞遐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鋭，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之言，朕当详思之。”[7]
王安石对苏轼当然是不满，王安石虽承认苏轼才高，但却一再怂恿神宗罢黜苏轼。王安石为实行新法不得以只能排挤苏轼，苏轼无奈被贬。苏轼虽然不满新法，但是新法因能便民，为百姓确实做了许多实事，同时他也发现了新法的很多好处。他给滕达道的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目，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8]苏轼对新法的认识从根本上说明了他同王安石并不属于一个政派别之间的论战。当然，苏轼对于人民有利的政策变法是积极推广的，虽然苏轼和王安石在政治上有所不同，这两人也算惺惺相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