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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资产阶级财力的增加——小说兴起的经济基础
工业资产阶级财力的增加直接影响其消费水平的提升，他们不再囿于一日三餐的生存消费，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进行精神层次上的高消费，如购买书报之类的奢侈品，其中大受他们欢迎的数艾迪生创办的《旁观者》。《旁观者》不仅满足了工业资产阶级对实时新闻的了解，而且增添了许多社会风俗人情、个人道德文学修养等内容，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一套新式的绅士品格行为标准。为了显现本阶级独特的品及彰显本阶级高雅情趣，他们喜欢把钱花费在贴近日常生活的、以人为本的和能体现其阶级文化需求的小说上。“小说正好处于中等价格的范围内，它们逐渐开始用两册或是更多册的小十二开本出版，通常的价格是：装订的，三先令；未装订的，二先令三便士……更加接近加入了读者大众队伍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能力。”[3]据相关研究资料表明，当时约有1/5至1/4民众处于能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平均每个家庭每年的收入仅仅只有六至二十英镑，一旦价格上涨，他们就会跌入生存线之下，无力维持生活。可见小说在当时并非大众化的文学形式，许多被排除在工业革命洪流之外的破产农民、个体小生产者等生活水平低下，还是无力支付一本普通小说的价格。相反，工业资产阶级凭借工业革命的宽度、纵度、深度发展，人数日益增多，再加上他们经济实力的增强，除了满足整个家庭生活的日常开销外，他们有足够的余额去购买小说，这为小说的繁荣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读者数量。
其次，工业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的洪流中抓住了历史契机，大力投资办厂，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并且，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并开始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开始谋求与经济地位相对等的政治身份。1832年的英国议会选举改革和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等，表明工业资产阶级进一步战胜了土地贵族，其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他们的社会定位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工业革命之前的文人作家，仰息的恩主不再是贵族及封建上层，不再受缚于他们的喜好和标准，可以自由展示自己的文学才能，但是这些作家又开始受工业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规律的调节。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作家必须要写得通俗明了，速度还得快，于是小说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就应运而生了。毋庸置疑地，工业资产阶级成为了作家迎合的对象，“他们（工业资产阶级）大多很严肃，普遍接受过教育，爱好读书，讨厌猥亵的文笔和轻浮的复辟喜剧，偏爱寓教于乐的作品，倾向于阅读通俗易通的读物。”[4]作家往往要考虑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以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笛福、理查逊、菲尔丁所创新的小说恰恰迎合了工业资产阶级新的文化需求。
再次，工业资产阶级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增加所带来的诸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直接推动了小说的兴起。工业革命为18世纪英国经济的腾飞创造了巨大契机，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英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飞速的发展，尤其是蒸汽机的发明，机器生产开始代替人工手工操作，经济效益获得极大的提高，使英国在18世纪之后，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出现了一些造福社会的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公用图书馆和流通图书馆的出现，使得无力购买小说的人能够通过借阅的方式阅读大量的小说作品，这无疑迅速扩大了小说的读者群体。“当时，第一个流通图书馆在伦敦建成，随后每十年出现七个这样的图书馆。订阅费是公道的：一般收费标准在每年半畿尼（畿尼，是英国旧币，相当于二十一先令）到一畿尼之间，在那里通常可以很方便地花一便士借一册图书，或是花三便士借一般是三册的小说……绝大多数流通图书馆都收藏有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但小说却被广泛地认为是它们的主要吸引力。”[5]小说作家、印刷业、书商、读者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循环系统，读者为小说提供销售市场，小说作家和印刷业及书商则根据读者的兴趣爱好来调节小说的内容及发行的数量。特别是印刷业的发展，降低了成本，为小说的普及做出了很大贡献。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直接推动了18世纪英国印刷业及出版业比以往更为兴盛的发展，这也就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