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继张爱玲之后，依然将大都市中小人物的传奇娓娓道来，这些沉浸在爱恨情仇、饮食生活男女中的普通市民，没有崇高的超越力量，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悲剧感不是个人的。偶然的，而是带有更大的普遍性的。”[2]由此可见，王安忆对于人生的悲剧性认识亦是主要表现在平凡人的日常生活中，《长恨歌》用了尽30万文字讲述着上海女人王琦瑶跌宕起伏最终却孤独终老的一生；《米尼》里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平凡的女知青，但由于她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品行不端的男人，生活也只能是凄凄惨惨。这些平凡人的故事中并没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也没有平庸与壮烈的强烈对比，但通过王安忆细腻而绚烂的描写，反而更加哀婉动人，悲剧色彩有增无减。

结合张爱玲与王安忆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一个经历了国民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一个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正是盛行讴歌英雄的两个时期，但两位作家仍然致力于描写平凡人物的世俗，恰恰体现了一种背向历史的叙述姿态，是偏向边缘化的视角。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边缘视角令张王二人能够敏锐察觉世事变迁，在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状态下关照都市生活，发掘着都市更为深层的特征，揭示出大都市的梦幻星以及都市芸芸众生的悲剧命运。”[3]

  （二）无关浪漫的“爱情与婚姻”

莫里哀曾说过：爱情是一位伟大的导师，教我们重新做人；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其著作《巴黎圣母院》中感叹道：人生是花儿，而爱便是花的蜜。在一些流传千古的著名诗歌中，亦是有许多琅琅上口的诗句，它们无不是在歌颂着爱情的伟大与美好，例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卓文君的《白头吟》：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大多数女人的骨子里天生就有一种浪漫情结，她们时常期待着美好爱情的降临，然后幸福地步入婚姻殿堂，对于她们而言，生活的使命此时就完成了一半。但张爱玲与王安忆却是两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女性作家，在她们大多数的作品中，反而更乐于亲手捅破那一个个有关爱情的美丽泡沫，将它们化为一段段无关浪漫的爱情与婚姻。正是这一幕幕以“悲”为爱情外衣的故事，构成了两位作家都市女性小说中悲剧主题的主要表现形式。此种表现形式，无疑更强有力地冲击着人们向往美好爱情的心灵。每每读完之后或是伤心，或是遗憾，又或是对作者“不解风情”的埋怨，可谓是百感交集，自然也就燃起了后人对她们作品进一步比较分析的兴致。

提到爱情悲剧，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王安忆的《长恨歌》。女主人公王琦瑶一生中四十年的情与爱，交织着上海这座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共同谱写了一曲“此恨绵绵无绝期”的长恨歌。王琦瑶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自不用说，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感情生活也是历经坎坷，卷入与多个各型各色的男人的感情漩涡，然而却始终没有圆满的结局，最终只落得个孤独死去的下场。试问女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四十年？落得如此下场，也是令人同情与遗憾的。

婚姻常常被看做爱情的升华，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这只能是一个奢侈的想法，尤其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婚姻更多的是建立在“谋生”的基础上，无关爱情与浪漫。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费尽心机地想要成为范柳原的妻子，虽不能说她对范柳原没有一点感情，但这桩婚事更多地是在为她自己做打算，满足她想要在乱世之中建立一个属于她的所谓的“家”的愿望。又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父母早逝，在长兄如父的封建观念束缚下，只能乖乖服从哥哥的意志，被卖到姜家为病入膏肓的二少爷冲喜，造就了一段没有任何爱情基础的不平等婚姻。婚后生活的处处不如意加之七巧自身不断膨胀的金钱欲望，使得七巧不仅没有收获婚姻的甜蜜与幸福，反而是“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伽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