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与现实方面，学者认为堂·吉诃德的“骑士小说的眼光”与西班牙人现实眼光的对比反差。赵晓霞的《论堂·吉诃德与阿Q之比较研究的误区》则认为堂·吉诃德是脱离实际的理想zhuyi者，阿Q是缺乏真正理想的现实zhuyi者。[8]总之，他们都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体。在堂·吉诃德与阿 Q存在的理想与现实错位的矛盾背后，正如《堂·吉诃德与阿 Q艺术形象的差异》认为的，他们的认知是不同的：阿Q不识字，性格有很多中国处于底层人的共病，他缺乏理想和目标所以行动盲目，在封建社会的压抑下，固有的狭隘、自私性便显露出来。天真以为是自我享受，是一种不曾有的获得，是自私愚昧的；而堂·吉诃德始终表现出的是为绝大多数的幸福与自由平等而战斗，虽也是一种执着与荒唐。文献综述

黎娜的《堂·吉诃德和阿Q之比较》“行走于乌托邦的边缘而丧失自我”认为他们是对未来有着憧憬与期望的扮演者。他呼唤的自由与公平正义也更加体现出其身上的人文启蒙思想。[5]但是作者也正是通过阿Q来表现他的启蒙思想，通过狂人希望唤醒人们的启蒙思想。阿Q是没有知识文化的最底层贫苦百姓，他没有资产没有工作，所以我们鲜少在阿Q身上看到他的人文zhuyi精神与启蒙思想，但在鲁迅的的讽刺中看到他本人思想启蒙的困苦。毋庸置疑的是堂·吉诃德身上的勇敢、文雅、大胆和“坚持真理，不惜以生命捍卫”的品德使他闪耀着人文zhuyi的思想光芒。如果说阿Q的有一些人文zhuyi色彩，那也只是个人英雄zhuyi，而不具有堂·吉诃德追求正义的人文zhuyi思想光辉，这也是阿Q与堂·吉诃德的不同之处。

堂·吉诃德对自己幻想的爱情非常忠诚执着。正如学者所言“骑士精神培养出的罗曼蒂克的爱情……这种爱不是肉欲之爱，而是对典型女性美德近乎宗教式的挚爱”。[8](p296)由此来看阿Q的爱情，便更好理解他们的差异了。阿Q的爱情源于他的本能的需要，他认为女人都是装“假正经”的，他看到吴妈直接说出“我要和你困觉！”；这些都可以看出堂·吉诃德在爱情方面的独特性，也体现出他与中国文化形象存在的不同。在阿Q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欲望，而堂吉诃德的确是风雅之爱。

（二）美学构成：悲剧性和喜剧性的统一体

鲁迅对喜剧的审美定位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在《堂·吉诃德》里，在这过程中，他所坚守的、自以为非常神圣的行动和姿态是为恢复过时的骑士道。阿Q的行为也使人欲哭无泪, 欲笑无声，他靠卖劳力聊以度日，几乎是凭着本能劳动和生活，但饱受欺凌与摧残的不幸遭遇仍然充满着悲剧性。因此他们生活的整个过程都是将悲剧与喜剧相互结合，贯穿终生的。

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在欧洲所有一切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如此……这样的 吉诃德》。”[9]（p95）部分学者单从其悲喜剧的一方面进行探究，如邱紫华《<堂·吉诃德>的喜剧美学特征》从堂·吉诃德的喜剧性分析堂·吉诃德。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堂·吉诃德是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交织的产物。悲剧性的喜剧性格和喜剧性的悲剧性格看似是矛盾的，但却完美而和谐的存在于一个完整的艺术典型中，使两个思想都具有合理的思想内核和“可笑可怜的”主要特征。来.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文中堂·吉诃德总能找到自己“除恶扬善”的假想对手，沉入漫无边际的幻想。进而引发一系列搞笑的事情，可谓是疯疯癫癫。而阿Q的爱情，偷萝卜被狗咬，和小D打架等表现出来的神态以及心理活动，都令人忍俊不禁。这也就是他们表现出来的“精神胜利”，他们的行为总共是令人发笑，这是喜剧性因素。但是在他们这些搞怪的行为背后，是堂·吉诃德的严肃认真、无私勇敢、是要扫除一切罪恶，使人间重归公正与和谐，也是阿Q的令人伤感与同情。他们被周遭人嘲弄，也被现实打败，这便是悲剧性因素。当然，作者有自己所侧重的方面，我们认为堂·吉诃德和阿Q隐含更多的是悲剧性。因为崇高无私、由可怜而引发的同情更让人反思、遗憾。所以对于堂·吉诃德来说，我们同情的是他空有一颗真诚、善良的心，空有崇高的理想，为自己高尚的信仰而不惜献身。对于阿Q，我们怜悯他的遭遇和贫苦。总之，他们是悲剧性与喜剧性结合的产物。悲剧性与喜剧性的结合，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强烈的对比中感受作者的强烈的讽刺性：堂·吉诃德受骑士文学的戕害之毒，阿Q受封建社会的毒害之深，也正好契合了作者的写作目的。另一方面，悲喜性的结合符合美学构成要素的两个方面。[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