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位不同时代环境的作家

上海对王安忆与张爱玲来说都是难以割舍和剪清的地方，她们都十分愿意在自己的作品中刻画这座现代化的大城市，不过倘若仔细分析，便可发现王安忆与张爱玲在各自的作品中表达的不同意味，究其原因集中表现在王安忆与张爱玲出生的不同时代和家庭环境。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没落贵族家庭的张爱玲，自幼在上海生活，虽有短暂的离沪经历，但上海的生活方式已深入的扎根在张爱玲的骨髓当中。基于张爱玲自身也融入成了上海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她不带主观色彩的去描写重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市民生活，但仍然形象生动地反映出了期间上海人的心理状态。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王安忆则不同，作为战士的后代，是在三大改造时期随父母来到胜利的新上海之中，她进入的是一个社会zhuyi改造时期的新上海，作为战士的后代来到的只能是改造时期的主流话语社会的上海，处于社会基层的民间意识形态的旧上海是孩提时代的王安忆难以融入的。相比起土生土长的张爱玲来说，王安忆就像是站在上海的外围，隔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感来观察上海生活，虽然说观察写作视角上可以更加广泛，但也缺失了张爱玲小说中的融合感。

对于在上海长大的张爱玲来说，上海简直是太熟悉不过了。张爱玲笔下的市民都是住在里弄、石库门中的新旧市民，是典型的小市民的形象。她的创作表现了现代都市市民尤其是女性人生的一隅。这些对于上海的论述，张爱玲可以说是挥洒自如，因为她本身就是上海的融入者，她喜欢上海，更喜欢描绘上海，就像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和夜间弄堂里的石板上的露水一般，都是她所熟悉的，她是这座城市典型的都市女性形象。无论是上海的楼房公寓，还是低矮里弄；无论是街头小报的号外声，还是小贩的叫卖声；无论是电车哐当的行走声，还是人力车夫的脚步声。这些也就像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一样不可或缺，是她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是她非听不可的电车一般的生活奏鸣曲一样的情趣。

一九五四年生于南京的王安忆，两岁时随母亲茹志鹃来到上海，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后赴安徽省五河县插队，一九七二年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一九七八年调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自一九七六年第一篇作品起，她还创作了许多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作品，如《本次列车终点》、《流逝》、《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表现出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热诚与依恋。[2]尽管如此，王安忆对于上海的描述不如张爱玲来的更加老练和自然，王安忆总是会跳出作品本身来发表对这座城市的感觉。近十年的插队生活让王安忆失去了与上海的融合感，就像是一种以外来身份来描绘上海，这十年的变化，上海早已变得不如王安忆曾经记忆中的模样了。在新的话语中心权下昔日上海的万种风情和日常居民的生活方式早已破碎不已。再者，由于家庭的原因，王安忆是同志的后代，虽然幼时也同在上海，但是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单位房子里，很难感受到上海原本的气氛与氛围，都市市井里你来我往的交情和上海那独有的城市魅力都很难体会得到。王安忆往往会跳出这个身份，以一种更加清醒和旁观的角度来思考和观察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文献综述

也正是因为这种时代背景和家庭背景的差异，造就了王安忆与张爱玲对于相同城市的不同感触，在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当中以各自不同的身份体验创作出的不同的上海女性形象。

二、作品中不同的上海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