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吕长江，王克敏2002年认为管理股权比例、股利分配及管理股权比例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1]；刘淑莲、胡燕鸿2003年提出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与每股收益、资产规模呈正相关，而与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2]；辛清泉，林斌，王彦超2007年提出了经理薪酬在企业的资本投资中的治理效应，即当经理的工作努力程度在薪酬契约中没有办法得到补偿的时候，地方政府所控制的上市公司会存在投资过度的现象，有大量证明表明这是因薪酬契约失效而导致的[3]；罗宏，黄文华2008年提出国企的分红不仅能减少代理成本，也能抑制在职消费，从而从优化公司治理和约束管理层的代理动机方面来考虑国有企业收益分配的政策[4]；张纯，吕伟2009年提出更多分析师跟踪可以改善企业外部的信息环境，从而减少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缩减了企业融资约束及对于内部现金的依靠而提高了企业股利水平[5]；王毅辉，李常青2010年提出目前影响我国的上市公司制定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是终极产权的性质及其相应的控制权结构，而现金流量权比例及终极控制人的投票权尤其对于股利支付可能性和支付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6]等。

而国外，DenisDJ,OsobovI2008年提出在美国之外，很少有证据表明股息支付和非支付公司的相对价格和支付股息的倾向之间有系统的正相关关系[7]；MobeenUrRehman,AabidHussain2013年提出资产回报率与股利支付率、股本回报率和账面市值比有显著的线性关系[8]；T.Velnampy,P.Nimalthasan&K.Kalaiarasi2014年研究了科伦坡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9]等。

纵观股利政策的相关文献，我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影响因素，即研究股利政策与影响企业效益的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然后各自选取不同的样本不同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此得出这些因素与企业的股利政策的相关性。而国外学者主要研究股利政策的国际证据、新兴市场的股利政策及不同的交易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等。

参考文献

[1]吕长江，王克敏.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股利分配及管理股权比例相互作用机制研究[J].会计 研究.2002(3):39-48.

[2]刘淑莲，胡燕鸿.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3(4):29-35. [3]辛清泉，林斌，王彦超.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J].经济研究.2007(08). [4]罗宏，黄文华.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J].管理世界.2008(9):139-148. [5]张纯，吕伟.信息环境、融资约束与现金股利[J].金融研究.2009(7):81-94. [6]王毅辉，李常青.终极产权、控制权结构和股利政策[J].财贸研究.2010(2):120-129.

[7]Denis D J, Osobov I. Why do firms pay pidend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pidend policy[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8, 89(1):62-82.

[8]Mobeen Ur Rehman, Aabid Hussain. IMPACT OF DIVIDEND POLICY  ON PERFORMANCE  OF  FIRMS  HAVING  STOCKS  LISTED  IN  AN  EMERGING   STOCK MARKET[J].Asian Journal of Empirical Research 2013, 3(1): 20-29.

[9]T. Velnampy, P. Nimalthasan & K. Kalaiarasi. Dividend Policy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Colombo Stock Exchange[J].Glob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Research: A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Volume 14. 2014, 1(6):63-68.

[10]刘淑莲，胡燕鸿.中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3(4):29-35.

[11]刘淑莲，牛彦秀.公司理财[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150. 

[12]王满，任翠玉.财务管理基础[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239. 

[13]郝玉强.企业股利政策探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 NO.3x :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