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谈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出,遂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赛诸公方知古法,而长春所书不逮所言,绍彭最佳而遂不传,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险,至于即之（张即之）之恶谬极类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鹤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末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那自吴兴赵公子昂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 

这时,书家把注意力放在了比二王书风更质朴而又更讲究法度的章草,一些思想比较超前的书家认为可以利用章草的特殊性改造法度大坏,具有宋代流弊的行草书。在以赵孟頫为首的提倡复古的书家的带领下，一大批元代书家开始投入到复兴章草的积极实践中。

1．4依附于篆隶的章草复兴论文网

元代章草兴盛的同时,比章草更为古老的篆、隶书体更是趁着这股复古的风潮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宋代的好古风尚一直长盛不衰，并随着朝代的更替延续到了元代,逐渐演变成为对所书写的文字的深入研究。

元代善写章草的人并不多,只有了了几人,而善篆隶的书家却有上百人之多,可看出篆、隶体在当时是流行的书体。宋代书家往往会忽视了篆、隶、章草在书法中的存在，只重视临摹法帖,许多人仅以尺犊、名家墨迹等行草为主。与宋人对篆隶的冷漠态度截然不同的是，元代文人多善书篆、隶、章草，元代人对于篆隶的临摹书写更像是一种艺术的创作，而不仅仅是字体的书写。

章草与篆隶相通,明初人姚广孝跋邓文原《急就章》时说：

“况章草之来本于科斗、箱篆,观其运笔圈转,用意深妙,乌有不通箱篆而能学者哉苟有聪明之人,虽不通箱篆,能仿佛其形似扰可,其奈刻鹤不成者那……欲习之者不通摘篆,诚难乎哉。” 

指出章草的笔法实质上跟篆书想通，不先书写篆而急于去书写章草只能得其形而得不到其意。章草的书写更是将隶书和草书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 

元代章草书法的兴盛绝非偶然，是随着整个时代开展的全面复古的风潮和篆隶书体的复兴的同时应运而生的。

1．5复兴章草以立草法

皇象所书写的在《急就章》将章草质朴高雅、法度严谨的书写形式发挥到了极至,由于当时的朝代的文人视野的狭隘,没有人见识过两汉魏晋的章草墨迹,使当时的人与后来的人往往把章草看作法度严谨的草书典范，对章草的认识走向了一个错误的领域。

张怀灌在《书断》里以 “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虽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 这句话将皇象的章草与王羲之的隶书二者作了比较。从目前所能见到的皇象的章草作品看,皇象的章草是朝着规范化、程式化方向发展的,和王羲之的书法创作发展的方向恰好与之截然不同。王献之曾建议父亲王羲之：

“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莫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 

正是由于王献之注意到了章草书写规范化，程式化的艺术形式,不能“极草纵之致”,来痛快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才会劝父亲王羲之改体的。穷极的变化是草书书写的灵魂，而章草的这一弊端使很多书家放弃了对它的深入研究， 因此唐宋时期极少书家书写章草这种书体，从而影响章草的进一步发展。 文献综述

元代人却恰恰选择了这种被大家冷落的书体,实际上,元代人就是想要利用章草法度谨严,规范化与程式化的特殊性,来拯救当时处于穷途末路地位的行草。宋代时的书家书写行草时竞相以意为书,轻视法度,积习逐渐积压,发展到元初就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一些有进步思想的书家看到之后,想要改变这种现象,试图从根源来解决问题,使书之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