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有G20经济发展研究的文献中，主要有是三类，一是研究G20国家在国际经济发展的地位及其对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如崔志楠等（2011）研究指出从2009年开始，适应现代国际经济的变化，G20以匹兹堡峰会为标志，发展成治理国际金融体系最具影响力的平台之一【1】。张海冰（2014） 呼吁G20推动各个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发展合作，强调平等合作，强调注重合作的成果【2】。曹广伟（2010）分析指出，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G20应经济发展的需求逐步形成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决策的沟通机制与重要的经济合作平台，从而推动各个国家经济增长的【5】。陈建奇（2013）的研究表明，G20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影响到其他国家，具有政策的溢出效应，美国大量发行国基础货币总和与将会导致跨国流动的资本快速的增加，两者呈现正相关，所以倡导G20国家发挥积极政策的正面溢出效应，推动国际经济的发展。赵瑾提出G20作为国际经济治理新机制的地位日益凸显，中国应该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起，以各国共同发展问题为核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积极作为，促进不同类型国家之间的平衡发展与绿色发展【3】。赵进东分析了中国在G20中的角色经历了的变迁，经历了从被动参与、核心参与到"引领者和国际规则制定者"等不同等级地位的阶段，在杭州举办的峰会上，中国积极推动G20贸易投资合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倡导增强贸易的动力，带动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增加经济附加值和贸易增加值；节约贸易的成本，推动贸易便利化、自由化进程；完善贸易的机制，中国在现阶段在其中要积极发挥引领作用，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4】。93609

二是研究G20机制与经济发展，朱杰进(2011)根据是否有法律约束力为标准判断G20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是一种非正式性的国家间沟通与相互作用，正是因为非正式性，G20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具有对国内、对国外同时有效果的灵活性判【10】；黄超认为，G20机制克服了现有的OECD的"合法性缺陷"和联合国的"协调性困难，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合作关系【9】；朱杰进指出，G20机制转型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能否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机制治理模式，这能够反映出G20所应该有的开放、协作并共同治理全球经济的理念。三是研究经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网络关系【10】，姚永玲等（2014）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建立了集团内成员国之间的网络关系，分析结果表明二十国集团组成的网络的整体联结不断加强，新成员与原有成员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效果向着均衡化方向发展，中国在整体性网络中的显著位置，中心性不断增强【13】。徐凡也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网络结构及其变化趋势，表明二十国集团组成的网络整体性正在得到强化，中国的中心性地位日益凸显，对外的贸易谈判能力不断地增强【7】。

已有研究为本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仍存在两个局限：一是已有研究大都只探讨了少数重要国家间的空间关联特征，因此无法深入解释G20各国间的出口贸易空间关联效应；二是并未进一步解释G20 国家间出口贸易网络关系和小世界特征等。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搜集了1999-2015年G20国家间出口贸易数据，对G20国家出口贸易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和网络效应进行考察，通过计算分析网络密度（ ）、网络关联度( )等指标，并且运用中心性分析（ ）的方法考察G20各成员国在整体网络中的作用和地位，采用块模型（ ）揭示G20 国家间出口贸易在空间上的聚集方式，最后通过采用二次指派程序（ ）方法考察影响出口贸易的因素。 G20经济发展出口贸易文献综述和参考文献:http://www.youerw.com/wenxian/lunwen_2014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