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认为汪曾祺 “没有应付一浪接一浪的历史狂潮的因子”，所以在遭受一系列运动后， 他只是选择“逃遁”选择“做梦”。如上所述，汪曾祺的“和谐”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一种“活出花朵来”的“生命韧性”。汪曾祺出身书香门第，琴棋书画兼擅，曾师从沈从文，这些对他的为人著文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沈从文先生即使 “完全陷于绝望中”也能“充满勇气与信心始终工作” 的乐观精神深深渗入了汪曾祺的血脉之中，使他具备了在困境中也能 “皮实” 活着的“因子”。汪曾祺一生命运几番沉浮，但他已能从容应对，“活出花朵来”。“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 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每天趟着露水，摘几丛马铃薯花，插在玻璃杯里，研究、作画，烤马铃薯吃⋯⋯他既不自欺，亦不逃避。他以“合于世俗、融于社会为起点”，“以追求个体精神对世俗的超越为目的”文革时期，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内在自我的关系处于严重的扭曲分裂状态， 其中破坏最厉害的就是人性。《受戒》 发表时，民众精神的创伤还没有愈合。“人性的回归” 成为当时文学的母题。汪曾祺应时而作， 创作了洋溢着健康的人性、和谐之美的《受戒》。“一个作家总要使人感到生活是美好的，感到生活中有真实可靠的东西，要滋润人们的心灵，提高人的信心。”是时，大多数作家还沉浸在以揭露为主旨的“伤痕文学”的感伤情绪之中，《受戒》 另辟蹊径，给人以理想，温暖人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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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红莉.汪曾祺小说“ 改写” 的意义[J].文学评论, 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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