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研究群体行为和群体心理的理论也较为丰富，涉及“模仿论”、“感染论”、“紧急规 范论”、“匿名论”、“信息传播论”、“控制转让论”等，其中“信息传播论”认为，群体行为 是非组织行为，其信息来自非组织渠道—谣言、流言这些非确定性信息，正是这些非确定性 信息的传播引导了一致认识和共同情绪的产生，群体行为由此产生。现在看来，西方关于群 体行为的“信息传播论”解释已经显得势单力薄并具有深深的时代特征烙印，它仅仅以谣言 和流言为分析文本，从信息传播的渠道来考察群体行为的产生，尽管这对于我们认识和分析 处在后信息时代的“网络群体行为”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如果要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则 不免显得理论言说的苍白和论证支撑的乏力，需要我们继续进行深入挖掘并积极寻求其它理 论工具的帮助。其次，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意义上的“群体行为”是脱离网络传播语境而设 立的，因此我们在考察这种群体行为的新形式时应避免生搬硬套，需要充分考虑传播语境的 变化尤其是需要在中国这一特殊的信息传播语境下予以重新审视和定位。

2。2 网络群体行为的影响要素

2。2。1 

社会环境因素主要指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开放民主的社会环境会造 就人民较高的民主与权利意识，为微博用户群体行为的形成确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政府应 急管理措施，网络舆情阶段是重要的影响因素[7]。

政府应急管理措施包括否认，减少，重建，加强四个选项[8]。 否定响应选项包含三个策略：攻击原告，否认，和替罪。常见如政府否认舆情事件不存

在或者忽视舆情事件都是否定策略。 减少响应选项包含两个策略：借口和正当辩解。政府常用的对舆情事件做出合理处置，

如依法处置相关责任人，议程设置转移公众注意力等，属于减少策略。 重建响应选项包含三个策略：补偿和道歉。政府通常通过采取对受害者表示关心，对受

害者进行赔偿，向公众道歉等实现重建策略。 加强响应选项包含三个策略：援助，讨好和团结。加强策略是对重建策略的强化，政府

呼吁公众关注积极的方面，展示各族团结与和谐即为加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