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他们到京后即写信给、平，希望中央责成云南省委撤走驻沙甸的工作队（宣传队），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将此信摘报中央政治局，5月14日中央就沙甸问题对云南省委明确指示，认为云南此类事件已多有发生；为此，提出应由省委第一、省主任周兴亲自抓一下民族政策的落实，并把有关情况报告中央。

　　周兴即按照中央要求亲自到沙甸调查处理，召开各种会议，听取民众意见，民众提出四个方面意见：1、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2、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对被批斗民众给以平反。3、清理生产队工分账目，撤换多拿多占的基层官员。4、将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增加口粮供应，解决民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周兴对开放清真寺，准许回民进入清真寺内做礼拜和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没有表态，对另两个问题则表示可以解决。但在实际工作中对已答复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未完全兑现。

　　在此情况下周兴却向中央报告：“沙甸问题已经解决。”不仅如此，1974年9月云南省委还发出通知规定：“已经关闭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作宗教活动场所，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作好工作的基础上，由群众自行关闭。”

　　这一通知传达下来，回民不能接受。于是组织几百人到昆明上访，继后又有红河、文山、玉溪等地回族群众1000多人到昆明游行，并两次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要求赴京告状。在这矛盾不断加深的情况下，红河州会却在鸡街成立了主要针对回民的“鸡街地区民兵值勤指挥部”，将矛盾推向极端。沙甸回民也成立了“沙甸回民兵团指挥部”与之对抗。不到半个月就在开远、蒙自、建水等地发生民众抢夺军队枪支，并出现严重武斗，造成人员伤亡日益严重的动乱局面，引起了高层的高度重视。

　　“性质变了”，武力镇压

　　高层于1975年1月上旬召开专门会议，提出“首先收缴武器，停止武斗”，进而“通过学习讨论提高思想，增强团结，恢复社会秩序”。在此期间，中央还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夺的武器。

　　在京的云南省委常委对执行这一通知，做出了“坚决拥护，保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的保证。但在实际工作中，在收缴武器时，又出现偏袒一方压制另一方，引起回民更为不满，抢枪武斗事件仍然不断发生。

　　为此，云南省委常委又在北京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当时的高层王洪文、华国锋等人曾参加会议。最后形成经中央审查批准的《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声称要纠正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缺点错误，必须认真落实的民族政策。

　　据此，云南省委、省决定派出工作队，在解放军协助下进驻沙甸。文件传达到基层，沙甸回民鉴于1968年“捅马蜂窝”时被残酷打压的惨痛教训，不让工作队进村，要等去北京的回族代表带来解决问题的精神才让工作队进村。

　　6月下旬，云南省委向高层汇报并提出“军事包围，政治解决”的方案，遭到否决。6月20日一些领导人又接见了云南省委和红河州委负责人，指出对回民问题要有一个基本估计，要做好面上的工作。同日也接见了沙甸回民代表马伯华等10余人，要他们做好民众工作。并且以中央名义发出一个经圈阅的指示，强调要彻底收缴枪支弹药及武斗凶器，拆除武斗工事，应欢迎解放军及工作队进村。